作為一位影響深遠、光耀千古的思想家，孟子的思想是龐雜的，多層麵的。例如，《孟子》一書中關於“天”的論說很多，如果我們仔細歸納分析一下，就會發現在不同的場合，孟子所說的“天”竟然含義也有所不同，有些甚至相去很遠。在《梁惠王下》第三章中，孟子引用《尚書》中的話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本篇中第十六章有：“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離婁上》第七章：“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萬章上》第六章：“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第五章：“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公孫醜下》第十三章：“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要是單從上麵所引幾句話來看，孟子的所謂“天”就是一個有意誌、有人格的上帝，他主宰著芸芸眾生。由此，我們似乎可以得出結論：孟子的天道觀就是殷周以來的神學天道觀。但是，在《離婁下》第二十六章中孟子曾說：“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可坐而致也。”顯然，這裏的“天”，絕對不是有意誌的人格神了，而是指自然意義上的“天”。春秋時期，由於農業的發展，天文曆法也有很大的進步，人們已經懂得根據曆法掌握天體運行的規律，即使是千歲之後的冬至日，都能推算出來。孟子的這一論說完全是科學主義的態度，是把天看作是可以認識、有規律可循的自然現象。單將這句話看作是孟子的天道觀，那麼孟子似乎又是一個不信鬼神的、按天的自然之性來認識天的科學家，而決不是神學主義者了。聯係孟子的社會生活背景及其思想認識背景，去解釋孟子如此矛盾的天道觀，是一個很有意義的題目。但這裏我們隻想據此說明分類爬梳歸納的重要性，不宜深究贅論了。
探討孟子對民眾社會地位的論述，也是不能抓住一點來進行研究、濫加發揮的。《盡心下》第十四章中，孟子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滕文公上》第四章，孟子則指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人者食人，治於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單抓住前一個命題的人，會把孟子的民本思想抬到無以複加的高度，似乎孟子是最早的民主、民權運動的領袖。而隻著眼於後一個命題的人，又會把孟子看成是蔑視民眾，為剝削階級尋找理論依據的走狗文人。另外，孟子關於農業和商業的論述，關於義和利關係的論述，都是十分複雜的，多層次多角度的，任何片麵的發揮，都會有失孟子的本義。所以，對《孟子》一書的內容作窮盡式的分類爬梳歸納，是做好研究工作的首要一步。
本節我們所說的分類爬梳歸納，不僅針對《孟子》文本內容、思想而言，而且還包括在研究工作的開始，對同我們的課題有關的論文、專著的分類歸納。例如，如果我們打算寫一篇《孟子的道德觀在現代生活中的意義》，那麼，我們就要從《孔孟月刊》、《孔孟學報》、《人生》、《建設》等報刊中尋找歸納相關的文章，從《中國哲學辭典》、《四書道貫》等著作中抽繹搜尋相關的內容。大陸則有《孔子研究》、《哲學研究》、《傳統文化》、《文史哲》等雜誌，有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新編》、李澤厚的《中國古代思想史論》、趙吉惠等的《中國儒學史》、翟廷晉的《孟子思想評價與探源》等著作可供搜集材料之用。科學研究是一項艱苦的工作，花大力氣盡可能齊全地從《孟子》文本和其他相關論文、專著中分類爬梳歸納材料，是研究《孟子》的首要工作。
第四節推陳出新
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前進，是科學研究的基本原則，老調重彈是毫無意義的。我們需要了解、繼承前人的研究成果，沒有這些基礎工作就會空發議論，胡蒙亂撞，繼承應當是為創新所做的準備，創新才是我們的目的。洞察前修未密之處，開拓《孟子》研究的新領域，或者舊曲翻新聲，對老問題提出新見解，推陳出新，應該作為我們研究工作的方向。
推陳，要避免信口雌黃，妄非前賢；出新，要避免一味獵奇，胡編亂造。我們應當在研究方法上力求有新的突破。下麵，我們介紹近些年來《孟子》研究中的幾種新途徑。
一、從“小時空”和“大時空”的不同角度研究《孟子》。孟子生活在戰國中期，當時社會的經濟變革和政治鬥爭，以及孟子在這些變革中所處的地位，是他思想形成的社會根源。當時科學文化發展的水平，孟子對當時科學文化知識的掌握程度，以及他在思維活動中受到的鍛煉，是他思想形成的認識根源。當時儒學思想的特點和地位，以及各個學派思想的鬥爭和融合，也都對孟子產生過不可忽視的影響。而孟子所生長生活的山東鄒縣的地域特點，無疑也對孟子的研究有著較為重要的價值。這就是從孟子所生長生活的具體的社會、曆史、文化、思想背景著眼的“小時空”研究法。美國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維明先生，在1987年曲阜“儒學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提交的論文《孟子·士的自覺》，用的就是這種知人論世的“小時空法”。杜文指出：孟子身處極端個人主義（楊朱為我）和極端集體主義（墨翟兼愛）泛濫成災的時代，他以悠遠的曆史意識，深厚的文化感受，強烈的社會責任，高屋建瓴的視野，抱著孤臣孽子的危心，胸懷“舍我其誰”的鴻鵠之誌，努力改變當時斫喪人性尊嚴，忽視人倫關係，否定人文價值的意見氣候。從而提出了人性之中自然有可以成長發展和浩然壯大的源頭活水，強調這種源頭活水即是獨立於一切外在權威的自律道德、植根於民本原則的信賴製度以及“萬物皆備於我”的宗教情操所能夠具體實現的充足條件，為知識分子開辟了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文大道。杜文還聯係當時社會實際，指出孟子以“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的分工學說批判許行的重農主義，是為了說明在一個多元、多樣和多層次的經濟體係中，強迫知識分子及至政治領袖從事農耕，是“下喬木而入於幽穀”的愚昧行為。孟子提出知識分子不直接參加生產勞動，但他們所負的職責絕不亞於農工商大眾，為知識分子的文化、社會和政治作用的認可建立了深厚的理論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