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認為，有上天賦予的爵位，有人賦予的爵位。仁義忠信，不倦地好善，這就是上天賦予的爵位；公卿大夫，這就是人賦予的爵位。古時候的人修養上天賦予的爵位，而人賦予的爵位就隨之而來了。現在的人修養上天賦予的爵位，以此來索取人賦予的爵位，已經得到了人賦予的爵位，就放棄天賦予的爵位，這就太糊塗了，最終也一定要喪失人賦予的爵位。在這裏，孟子強調天爵比人爵更尊貴，不要得人爵而棄天爵。
孟子還指出，能否稱王於天下，除了實行仁政以外，還得看天意如何。他在《梁惠王下》中說：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第十四章）
孟子認為，如果一個國君實行仁政，即使他本人沒有稱王於天下，他的後世子孫一定有稱王於天下的。有德之君創立功業，傳之子孫，正是為了後代子孫可以繼承。至於能否成功，那就要看天意如何了。在孟子看來，人做事應盡自己的力量，至於是否成功，那還是由天來決定的，人是作不得主的。他還在《公孫醜下》中說：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第十三章）
孟子認為，王者的興起都是由“天命”決定的。每五百年一定有一位推行王道的聖王出現，也一定會產生輔佐聖王的賢人。就如堯、舜、禹、湯、文、武等聖王，皋陶、稷、契、伊尹、太公望等著名賢人，都是“天命”所決定的。
第五節關於處世論
孟子作為繼孔子之後儒家學派最著名的一位大師，他嚴於律己，最重氣節，有一套自己的處世哲學。他的處世哲學也是以“性善論”作為根據的。主要表現在“出處去就”和“辭讓取與”兩個方麵。先談談“出處去就”。
孟子在《離婁下》中曾談論了賢者在盛世和亂世中應該持有的處世態度。他說：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第二十九章）
禹、稷處於政治清明的時代，三次經過自己家門都不進去，孔子稱讚他們。顏子處於天下大亂的時代，住在簡陋的巷子裏，一碗飯，一瓢水，別人都受不了那種苦生活，他卻自得其樂，孔子也稱讚他。孟子對此事評論說：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今有同室之人鬥者，救之，雖被發纓冠而救之，可也；鄉鄰有鬥者，被發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同上）
孟子認為，禹、稷和顏回處世的態度雖有所不同，但道理卻一樣。禹、稷處在太平盛世，政治理想得到實現，所以他們才能夠那樣積極地為百姓辦事。假如禹、稷和顏子互換地位，顏子也會三過家門不進去，禹、稷也會自得其樂，這就是孔子在《論語·泰伯》篇中所說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不管處於盛世或亂世，聖賢所持的態度都是積極的。
孟子還指出，君子急於做官，但應該堅持走正道去做官。他曾在《滕文公下》中回答了周霄的問話：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逾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嚐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第三章）
孟子用父母為兒子找妻室、為女兒找婆家這樣一個生動而有趣的比喻，說明君子急於做官而又不輕易去做官，做官必須走正道的道理。君子是不肯同流合汙的，就如《盡心下》載：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第十八章）
《論語·衛靈公》載有孔子帶著學生周遊列國時，在從陳國到蔡國去的途中，因故受到包圍，斷糧七天。孔子受困，並不是孔子本人有什麼過失引起的。而是因為陳、蔡兩國的君臣不賢，孔子不願與他們結交的緣故。
孟子評論事情都是以“道”為準則的。《滕文公下》就有一段他與彭更的對話：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第四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