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說，一個人要幹件事情，是有一種力量在驅使他；就是不幹，也是有一種力量在阻止他。幹與不幹，不是人力所能做得到的。我不能和魯侯遇合，是由於天命。臧家的那個小子，他怎麼能使我不和魯侯相遇合呢？孟子的說法，就是承認天命對人事的主宰。他還在《離婁上》中說：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第七章）
孟子認為，天下太平，政治清明的時候，道德低下的人為道德高的人所役使，才能低下的為才能高的所役使；政治黑暗的時候，力量小的為力量大的所役使，勢力弱的為勢力強的所役使。這兩種情況都是上天決定的。順從天意的就能生存，違背天意的就會滅亡。
孟子還有君權天授的思想。如《萬章上》有載：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
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
曰：“天與之。”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
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第五章）
孟子認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天子的私有財產，所以不能由天子授給人，而應由上天根據百姓的意願來授給人。舜能夠繼承堯的天子之位，是由於舜深得民心。天從民意，因此上天把天下授給舜。他還在《萬章上》中指出：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推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推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曆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曆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第六章）
孟子認為，禹的兒子啟得到天下，不是禹傳給他的，而是他得到人民的擁護，是天授給他的。而堯、舜的兒子不賢，益的為相時間短，所以他們沒有得到天下，但為相時間的長短，兒子賢與不賢，都是由天意決定的。
孟子還提出了“正命”之說。如他在《盡心上》中說：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第二章）
他認為，無一不是命運，但順理而行，所接受的便是正命；所以懂得命運的人不站在有傾倒危險的牆壁之下。盡力行道而死的人所受的是正命，犯罪而死的人所受的不是正命。這裏的“正命”是指宇宙的永恒法則。這些法則即是對封建仁義禮智的抽象，又稱天道。人能自覺認識天命，遵守道德規範就算是知道“正命”。
孟子認為，有作為有成就的人物，總是在艱難曲折的奮鬥過程中成長的，受得起考驗才能擔當“大任”。他在《告子下》中說：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裏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第十五章）
舜從田野之中興起的，傅說從築牆的工作中被提舉出來的，膠鬲從魚鹽的工作中被提舉出來的，管夷吾從獄官的手裏被釋放而提舉出來的，孫叔敖從海邊被提舉出來的，百裏奚從買賣場所被提舉出來的。所以上天要把重大使命加給某個人，一定要先折磨他的心誌，勞累他的筋骨，饑餓他的腸胃，困乏他的身子，使他的每一行為總是不能如願，以此來震動他的心靈，堅韌他的性情，增長他在平時所不能具有的才幹。
孟子還教人要努力修養仁義忠信等上天賦予的爵位。他在《告子上》中說：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終亦必亡而已矣。（第十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