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還有君權天授的思想。他認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是天子的私有財產，所以不能由天子授給人，而應由上天根據百姓的意願來授給人。舜能夠繼承堯的天子之位，是由於舜深得民心。天從民意，因此上天把天下授給舜。同時，他還提出了“正命”之說。如他在《盡心上》第二章說：“莫非命也，順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的“正命”，是指宇宙的永恒法則，這些法則即是封建仁義禮智的抽象，又稱“天道”。人能自覺認知天命，遵守道德規範，就算是知道“正命”。此外，他還指出，國君能否稱王於天下，除了實行仁政以外，還得看天意如何。在孟子看來，人做事應盡自己的力量，至於是否成功，那還是由天來決定的，人是作不得主的。因此，他還在《公孫醜下》中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認為王者的興起都是由“天命”決定的。
又次，孟子作為繼孔子之後儒家學派最著名的一位大師，他嚴於律己，最重氣節，有一套自己的處世理論。他處世理論也是以“性善論”作為根據的。主要表現在“出處去就”和“辭讓取與”兩個方麵。
孟子曾談論了賢者在盛世和亂世中應該持有的處世態度。他說：“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離婁下》第二十九章）孟子認為，禹、稷和顏回處世的態度雖有所不同，但道理卻是一樣。不管處於盛世還是亂世，聖賢所持的態度都是積極的。
孟子還指出，君子急於做官，但應該堅持走正道去做官。他在《滕文公下》中用父母為兒子找妻室，為女兒找婆家這樣一個生動而有趣的比喻，說明君子急於做官而又不輕易去做官，做官必須走正道的道理。君子是不肯同流合汙的。他在《盡心下》中引用了孔子師徒在陳、蔡之間受困的故事，認為孔子受困，並不是孔子本人有什麼過失引起的，而是因為陳、蔡兩國的君臣不賢，孔子不願與他們結交的緣故。因此，孟子主張嚴格按禮法辦事，決不屈從權貴。
孟子還談及能成大事業的君主應當尊賢敬士，有德有才的賢臣應當守道自重。他曾引用曾子的話說：“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公孫醜下》）孟子認為國君應該禮賢下士，不能依靠財富和爵位去輕視行仁守義的賢臣。而行仁守義的賢臣也不要在擁有財富和爵位的君主麵前輕賤自己，應該守道自重。他曾在《離婁下》“齊人有一妻一妾章”（第三十三章）中設一個寓言來諷刺那些以阿諛來取得富貴的小人，認為這種小人是最可恥的。總之，孟子在“出處去就”問題上都是以仁義為標準的。
在“辭讓取與”問題上，孟子說：“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離婁下》第二十三章）這是他正確對待取與的態度。他還認為聖人必須先潔身正己而後才能正天下。他引用了伊尹的故事，說他在有莘國的郊野耕田，十分喜愛堯舜之道。如果不合符義和道，即使把整個天下的財富作為俸祿給他，他也不會理睬；如果不合符義和道，他不給別人一根小草，也不向別人要一根小草（《萬章上》）。孟子認為，君子受人財物必須根據禮義，凡是合符禮義的財物，雖少但不辭；凡是不合禮義的財物，雖多但不受。他還說同賢人結交必須以禮相待，禮的內容不僅在於禮物，而且要注意禮義（《告子下》）。
孟子還主張“舍生取義”，認為義比生命珍貴。他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告子上》第十章）生命和義都是孟子所喜歡的，如果兩者不能並有，便舍去生命，而要義。
最後，談談孟子對許行、楊朱、墨翟三家學說的批判。孟子以儒家的仁義為依據，對春秋戰國以來各種學派展開批判。許行是戰國農家學派的代表。他晚年到滕國遊說，鼓吹“賢者與民並耕而食”，自理炊事，不煩他人代勞。其中心要旨是在肯定分工互助的基礎上，提倡人人平等勞動、物物等量交換，以實現其改革的理想。許行的主張遭到孟子強烈反對（見《滕文公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