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一部記述孟子言行的書。
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鄒（今山東鄒縣）人。約生於公元前372年，約卒於公元前289年，是繼孔子之後儒家學派的又一位大師。相傳他是魯國貴族孟孫氏之後，幼年家貧，曾有隨母三遷的故事（見《列女傳》）。《史記·孟軻荀卿列傳》說他“受業子思之門人”，得孔子學說的嫡傳。他精通儒學，熟讀詩書，十分推崇孔子，說孔子是“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的聖人（《公孫醜上》）。還說孔子“之謂集大成者，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萬章下》）。孟子在學成之後，曾遊說齊、梁、魯、鄒、滕、薛、宋等國，一度任齊宣王客卿。他去各國遊說的時候，“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滕文公下》）。受到各國國君的尊重和優待。孟子學派在戰國中、後期影響很大，但終因他的學說被認為“迂遠而闊於事情”，各國執政者不按照他的治國之道去治理國家，他的主張始終沒有實現。因此，孟子“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荀列傳》）。《孟子》全書共分七篇（每篇分上下）：《梁惠王上》第一，《梁惠王下》第二，《公孫醜上》第三，《公孫醜下》第四，《滕文公上》第五，《滕文公下》第六，《離婁上》第七，《離婁下》第八，《萬章上》第九，《萬章下》第十，《告子上》第十一，《告子下》第十二，《盡心上》第十三，《盡心下》第十四。共計260章，34600多字。
孟子所處的時代，是戰國時期社會大變革的時代。為了適應政治上的需要，各種學術思想的流派日益增多，各家之間展開相互的批判和論戰，便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麵。孟子是戰國中期儒家學派中最著名的大師。他遊說各國君主的目的，是希望當時的君主實行他的政治主張。《孟子》一書就集中反映了孟子的哲學思想。歸納起來，大致有以下諸方麵：首先，孟子係統地提出了人性善的理論。他在《滕文公上》說：“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至於人性是否本來就具備先天的善性，孟子曾與告子辯論了一番。孟子說：“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告子上》第二章）他認為，水確實沒有東流、西流的定向，難道也沒有向上或者向下的定向嗎？人性的善良，正好像水性的向下流。人沒有不善良的，水沒有不向下流的。孟子主性善之說，認為人的本性是善的，而仁、義、禮、智這四種品質都是先天固有的。他要求人們通過存心養性，使這些品質擴而大之，以達到改造客觀世界的目的。孟子這種性善理論對後來儒家思想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
其次，孟子還在性善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仁政論”。他所謂“仁政”，就是“先王之道”，即古代聖王治理國家的方法。究竟怎樣才能行“仁政”呢？孟子首先提出了“製民之產”的主張。他說：“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製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梁惠王上》第七章）孟子認為，英明的君主規定人們的產業，一定要使他們上足以贍養父母，下足以撫養妻兒；好年成能豐衣足食，壞年成也不致餓死。然後再引導他們走上善良的道路，他們就容易聽從了。在這裏，孟子強調指出，隻要人民有一定維持生計的產業，就容易接受為善的好思想，就不會去做違法亂紀的事情。為了實現“製民之產”的理想，孟子又提出了“井田製”的主張。這是一種托古改製的主張，是夏、商、周三代古田製的變革。他認為，隻要能實行井田製，就能實現他所構想的王道樂園。在此基礎上，孟子又提出了“取於民有製”以反對過分的剝削。他說：“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製。”（《滕文公上》第三章）對人民過分地剝削，造成貧富懸殊的現象，實際上是執政者帶領禽獸來吃人。他還認為，爭取民心是實行仁政的一個重要方麵，因此提出了“民為貴”的思想。他在《盡心下》第十四章中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百姓最為重要，沒有百姓就沒有國家。國家的重要性次於百姓，君主是為百姓辦事的公仆，所以“為輕”。此外，他還主張提倡“王道”，反對“霸道”，認為戰爭的目的在於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