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的發展，把決策做出來了，就寫在紙麵上，沒有後麵的跟進，這個決議就隻是個決議、意見就隻是意見，一張白紙而已，白紙上多了幾個黑字，沒有作用。所以北京市文化產業到了今天這樣的程度，我覺得跟1996年以後，北京市市委市政府一些後續工作的跟進大有關係。
就在這個決議做出來後，1997年就在北京市成立一個市場課題“北京文化產業現狀與對策研究”。這個課題的目的就是要摸清北京文化產業的家底，摸清文化消費的狀況，清理出北京文化產業發展的思路。這個課題使用什麼方法來推動的？它由四個部門參與：第一，北京市委宣傳部，黨負責文化的主管部門；第二，北京市政府辦公廳，政府操作部門；第三，北京市計劃委員會，計劃部門；再就是社科院首都文化發展研究中心，研究部門。四大部門組成了一個大的專題研究班子。進行了一年多的調研，由於有這樣一些機構的參與，操作的時候相對容易了一些。調查弄清楚了北京市文化產業的家底。同時作了三個區縣的居民文化消費調查，也就是居民現在文化消費的狀況是怎麼樣的，已經到了什麼樣的標準。我剛才講了，文化產業的上帝不是哪個人，而是文化消費，真正指揮文化產業怎麼操作的是文化消費。所以那時候，我們花了幾十萬搞了三個區縣的文化消費調查。消費的底兒有了，現在文化產業資源、行業的狀況問題都摸清楚了，在這個基礎上確立了北京文化產業發展的思路。一年半之後，思路出來了。也就是北京市掌握了如何在一個地區發展文化產業的主動權。
一個地區也罷，一個企業也罷，如果發展文化產業，調查是基礎。所以我在別的場合講，一個企業現在講項目投資都在考慮硬件，而項目之前的調查卻不是投資範圍。這是我們文化產業和其他一些企業在進行項目投資時很大的誤區。北京市要發展文化產業，事先是投了資的，盡管不一定投得夠，但是已經有了這樣的思想，就是要在研究上投入大量的力量。剛才我所說的那個陣勢不是一般情況能夠出現的。宣傳部、政府辦公廳、計劃委員會等組成那麼一個龐大的研究隊伍，這應當說是北京市文化產業推動成功的一個環節。
如果事情僅僅到這裏夠不夠？當然還不夠，這個成果出來後，當時就有市委副書記和副市長出麵主持召開了新聞發布會，向社會報告這個成果。然後由中央電視台四頻道作了半小時的專題節目，由市委副書記和我兩人談文化產業怎麼啟動怎麼幹。實際上，這個操作行為宣告北京要發展文化產業，而且向世界宣布北京要大力發展文化產業。潛台詞是我們歡迎世界投資北京文化產業。
接著接受最受北京老百姓歡迎的《北京晚報》的專訪，借機發表一個談話，中心是發展文化產業造福北京市民。要把這個事情辦好，不僅要讓世界知道，還要得到當地老百姓的支持。讓大家知道，這個事情跟每一個人都有利害關係。如果你在一個地區要發展什麼，一定要當地老百姓支持並成為你的後援，如果不是後援還跟你搗蛋，事情進展起來就慢了。
我們這樣做了，北京這些年來的文化產業發展很快。當時的特殊曆史情況是，中央還沒有提出要在全國發展文化產業的明確政策。在那樣的情況下，我們等於是在摸索一條地區發展文化產業的路子。1998年，我們幾個文化圈子裏的朋友一起聊天就談到，在上海、北京這幾個城市文化產業的發展都推動得比較快，但是整體來講，要進一步發展需要一個中央的大政策，需要自己的生存環境。生存環境也需要我們自己去創造。生存環境有的時候可以等，有的時候可以創造。當時我們1998年在上海開會的時候，我們幾個就談了這個思想，下一步要做些工作，爭取中央政策的大環境。
再後來我們在各種場合把更多的工作做到國家計委，做到文化部，把環境搞得更好一些。在這個情況下，我們召開了全國第一次大城市文化產業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