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就是在一些比較邊緣的行業，比如一些文化娛樂跟政治關係不大的行業開始出現了民營的東西。還有一個情況就是，從深圳的“錦繡中華”和“民俗村”的出現以及他們贏得的利潤而使中國的旅遊業覺醒。旅遊業在全國的推動，帶起了一些相關文化行業的興起。
但是直到90年代中期，北京文化產業的發展還是處在自發的階段。也就在90年代中期，社會已經醞釀了巨大的文化消費需求。社會環境也被逼著不得不思考文化產業的複興問題。當然當時不是這個概念，而是說這塊應該複興起來，怎麼複興？正是在這個情況下，我接受了“首都文化發展戰略研究”的課題。就在這個課題中，對北京市各個文化行業，各個區的重點企業進行了重點的調查。
調查的結果，首要的一點就是，北京市如果還是沿著文化事業這條路走，到90年代中期，已經沒有路了。如果再繼續這麼走下去，在當時的情況下，就是文化在北京地位的全麵失守。有很多文化方麵的設施隨著經濟的興起都被代替了。當時新加坡報紙就有報道說，長安街一線文化設施全麵失守。於是這個調查就把我們原來的路給否定了，不能再走下去了。那麼有沒有一條新路可走啊？在當時，北京市委市政府給我撥一筆費用，委托我思考這個問題。我帶了人首先到上海、深圳去學了一下，然後組織了一個班子摸了一下國外的情況，看他們文化這一塊到底怎麼搞。最後，整個調查回來的結果就是一條——發展文化產業。我把調查來的情況給北京市委書記和市長作了彙報，提供的一些數據使他們非常驚詫。
1996年秋天，召開了首都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研討會應當是學術性的，但是當時在決定怎麼召開的時候，我的意見很明確，這個會可以由我們社科院首都文化發展研究中心出麵來主持召開，但是鑒於發展文化產業這件事對北京太重要了，我覺得必須建議市委市政府親自主持召開這個研討會。他們接受了這個意見，在8月底9月初召開了這次會議。通過這次會議就把北京要大力發展文化產業這樣一個思路正式確定為北京城市發展的戰略決策之一，並且馬上就組織一個班子起草了《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關於加快北京文化發展的若幹意見》，在這個《意見》裏麵，明確地寫上了北京要充分地利用北京的文化資源、人才資源發展文化產業，目標是要將文化產業發展成為北京的支柱產業之一，要使北京成為全國重要的文化產業基地，同時提出了一些發展的簡單思路。這個文件應當說是中國第一次以黨和政府的名義形成的在一個地區要推動文化發展的文件。
北京文化行業曆史發展的脈絡大致如此。從曆史上曾經有，到一定時期變得很微弱了，然後重新慢慢從不自覺走向了自覺的過程。北京市委市政府決定要大力發展首都文化產業，這樣一個決定標誌著北京市文化產業的發展由自發走上了自覺的階段。以後的這幾年來，北京的文化產業的發展是比較自覺的。當時那個文件完成得是比較快的。當時我4月到了南方，6月回來彙報，8月召開首都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9月就起草了這個文件。速度為什麼能這麼快？我們應當知道，當時，1996年的時候，連文化產業這個概念都還沒有，為什麼能夠比較快地出現這個文件？
我覺得這裏有一個環節很重要。就是我回來彙報南方文化考察的情況，當時是怎樣一個環境呢？因為我們現在一談到文化產業，就是文化部、文化局、新聞出版署、廣播電視局等，和這些部門有關。根據北京的經驗，一個地區的文化產業發展僅僅靠一個職能部門的推動是不行的。文化產業發展牽扯到方方麵麵。我曾經在《文化報》的一個采訪中說到，文化產業的發展實際上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就是動你一根頭發，你全身都會有反應，涉及的方麵很多。發展文化產業，項目要確定，首先遇到的是規劃，規劃部門不給你開綠燈，對不起，你的車就得停。建委，建設部門，不給你開綠燈也不行。財稅部門，也是發展文化產業必定要牽涉的部門。如果在一個地區發展文化產業，這些部門之間不能很好地協調，那麼這個地區的文化產業是推動不了的。所以我跟市長書記作南方情況彙報的會議，就是那樣一個規格。我把我的觀點跟他們講了，他們接受了，覺得文化產業的發展的確不單是廣電局、文化局的問題。所以當時市長、書記，然後宣傳部下屬各個局（文化局、廣電局、旅遊局、文物局等），再就是建委、規委、計委、財政、稅收，這些部門的負責人都參加了會議。所以當時等我一彙報完，市委市政府就能在會上立即作出一個決定，趕緊準備首都文化發展戰略研討會。這個環節說明一個地區文化產業發展需要注意的關鍵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