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到塞米諾夫麵包坊去，那裏的工人竟然想到學校裏去痛打學生。
“我們用秤砣打他們！”他們惡狠狠地說道。
我極力阻止他們的行動，最後連我們自己都要打起來了。但是我這樣做並不是有意要維護大學生，我甚至找不出什麼理由替他們辯護。
我垂頭喪氣、無精打采地從麵包坊的地下室艱難地走出來，心情沮喪。
我苦悶到了極點，晚上來到卡班河岸，隨手向流水中投著石子兒，投石問路，假如真能找出一條路來也好呀。腦海裏反反複複充滿著一個問題：
“我該怎麼辦？”
沒有答案，因為苦悶，我開始學拉提琴。所以麵包店裏多了一個故事，每天夜裏客人和老鼠就不再有安生的日子過了。我對音樂極其喜愛，因而學起來十分狂熱，可是真的發生了不該發生的事。
有一天晚上，我的在戲院樂隊供職的提琴老師趁我出去的當兒，私自打開了我忘記上鎖的錢櫃，把我的錢裝滿了他的口袋。這時，正好趕上我回來，他從容地把他刮得發青的臉伸給我，說：
“你打我吧！”
淚水順著他呆滯的臉頰流下來，兩片嘴唇顫抖著。
我真想狠狠揍他一頓，怎麼可以做出這等下賤事來！我強壓怒火，把握緊的拳頭壓在身子底下，命他把錢放回原處。這個蠢貨臨走時忽然叫人吃驚地說：
“給我十個盧布吧，求你了！行嗎？”
琴師拿著錢走了，學琴的事就此告吹。
這年的十二月份我決定自殺。
為說明我自殺的原因，我專門寫了一篇叫做《馬卡生活中的奇遇》的文章。文章寫得極不成功，內容缺乏真實性，不過也許正是這一點形成了文章的價值。裏麵描寫的事件都是客觀實在的，但是好像這一切又與我毫無幹係。哎，不管怎麼說，我對自己有一點還算滿意：一定程度上我能控製自己了。
我的自殺竟然和我的文章一樣拙劣，從那隻舊手槍發射出來的子彈並沒有穿透我的心髒，而是穿過了我的肺。
這樣一來，隻過了一個月的工夫，我就羞愧地返回麵包坊的崗位上了。
可是，我幹了沒有多久。在三月底的一天夜裏，我在女店員的房間看到了一個熟悉的人：霍霍爾。他在窗邊坐著，嘴上吸著粗大的紙煙，眼睛看著麵前的煙霧。
“您有空嗎？”他說話單刀直入，連客套話都沒有了。
“隻有二十分鍾吧。”
“請坐，我們談一談。”
他還跟以前一樣，一副哥薩克人的打扮，淺黃色長胡須飄在寬闊的胸前，任性固執的腦門下淺黃的短發，腳下那雙莊稼人的大靴子發出難聞的臭膠氣味。
“哎！您想不想到我那兒去？我現在住克拉斯諾維多渥村，順伏爾加河走大約四十五俄裏，我開了一間小雜貨店，您可以幫我做買賣，放心！您有足夠的時間讀我的好書，怎麼樣？”
“好吧。”
“真是爽快！那麼請您星期五早上六點到庫爾巴拖夫碼頭，我乘我們村來的船，船家是瓦西裏·藩可夫。哎，你不必打聽了，我會在那裏等候您的。就這樣！再見！”
他迅速結束了我們的談話，一麵伸出大手和我告別，一麵拿出他那塊蠢笨的銀表說：
“我和你隻談了六分鍾！對了！我叫米哈依·安東羅夫。姓洛馬斯。”
他邁著堅定的步伐，甩著膀子，頭也不回地走出去了。
兩天後，我去赴約。
那時，伏爾加河剛解凍，混濁的河麵上飄流著數不清的不堪一擊的冰塊兒。船穿行其間，冰塊被撞得四分五裂，船上裝著許多貨物：木桶、袋子、箱子。掌舵的是個好打扮的年輕農民潘可夫，羊皮上麵繡著美麗的花紋。他顯得挺隨和，眼神有點冷漠，不大愛說話，又不大像農民，他的雇工庫爾什金倒是個地道的農民。
庫爾什金衣冠不整，發如飛草蓬，破舊的大衣，腰裏係一根繩子，頭戴一頂揉皺了的神父帽，外加一臉的傷痕。他的撐船技藝不是很高明，一麵用長篙撥著冰塊，一麵咒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