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筆者調查，單家集村民對外來人存在著一種矛盾心理，隨著非農產業的發展，單家集對非農業勞動力的需求增加，同時為了維持集市的繁榮，他們希望外地客商來這裏打工、搞經營，但又不希望他們的經營實力過於強大，因為這樣會減少本村人占有村莊資源的份額。有這樣一個事例，前幾年有兩個靜寧人來單家集開診所。據村民說，這兩個靜寧大夫很負責任，每次給病人隻開三天的藥，藥價也便宜，所以很多村民都願意到靜寧大夫那裏看病。後來，縣衛生局派人到村裏檢查這兩家診所，說他們沒有經營許可證，銷售假藥，欲責令他們離開單家集。在這種情況下，村上和清真寺裏的老人出麵把衛生局的人說了一頓，最終把兩個大夫留了下來。後來才知道，衛生局之所以到單家集檢查兩個外地人的診所，是因為該村有人向他們舉報了這兩家診所，而舉報者正是本村的大夫。實際上這兩家外地人開的診所並沒有銷售假藥，本村大夫舉報外地大夫的原因是外地大夫的到來引起了資源的重新分配。
四、變遷的動力
（一）社會變遷的相關理論
尋找社區變遷的動因，對於探索社區未來發展路徑、製定科學的社區發展政策具有指導意義。戴維·波普諾把社會學家和人類學家在社會變遷動因研究方麵的成果進行了總結，提出了引起社會變遷的7種主要原因：物質環境、人口、技術、非物質文化、文化進程、經濟發展和促進變遷的有目的的努力。日本社會學家富永健一在國家共同體層次上研究社會變遷的動因時，提出了“內在性發展”和“傳播性發展”兩種變遷模式，所謂內在性發展是指發展變遷的動因自生於該社會係統內部，是內生因素所推動的發展；傳播性發展則是通過外部文化傳播所推動的社會發展。富永健一同時指出：一般而言，在現代化、產業化的先起國家，發展的動因在於內生因；在向現代化、產業化起跑遲了的國家，其發展變遷多依賴於外生因。
受富永健一兩種變遷模式理論的啟發，我國社會學家陸學藝教授等在農村社會學研究中提出了“內發型發展”的理論。“內發型發展”理論具有兩個顯著特點：第一，把對社會變遷的討論具體到了村莊社區的層麵上。第二，按照富永健一的觀點，中國作為現代化、產業化的後起國家應走“傳播性發展”而不是“內發型發展”之路，陸學藝等人則認為中國農村的理想發展類型應該是“內發型發展”。李國慶博士在《中國百村調查試點村〈行仁莊卷〉導論》中引用了日本學者鶴見和子對“內發型發展”概念所作的界定——內發型發展是“不同地區的人們和集團適應固有的自然生態體係，遵循文化遺產（傳統），參照外來的知識、技術和製度，有自律性地創造出實現‘發展目標’的途徑、實現目標需要具備的社會狀態以及人們的生活方式”。具體到村落社區層麵上說，內發型發展是一種自主、開放式的發展，它與地方市場乃至全國市場有著密切聯係。被評價為內發發展的中國鄉鎮企業，在技術、設備、市場信息等方麵，與城市工業的聯係極為密切。內發發展的社會特征是充分發揮社會內部的主體力量，根據當地的自然生態條件和社會經濟條件，能動地適應市場、引進外資，充分發揮市場的作用。
除了上述變遷理論，還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理論：一個是著名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等著作中所提出的社會發展理論，另一個是黃宗智在《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中提出的“內卷化”命題。
在馬克斯·韋伯看來，賺錢的動機、效率意識、精於算計、勤奮敬業、講究信用、節儉的生活方式等基督教新教倫理促成了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沒有新教倫理的作用，西方就不會走上理性資本主義的道路。相反，其他宗教文化都無法孕育出理性資本主義精神。他把儒教文化所熏陶出來的社會精神氣質看做“強烈阻礙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20世紀80年代，美國人類學家黃宗智提出了農村“過密化”或“內卷化”（involution）的概念，並以此來解釋中國農村“沒有發展的增長”這一悖論現象。黃宗智認為，由於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和耕地的縮減，使農民趨於過密化，即以單位勞動日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換取單位麵積勞動力投入的增加，農業生產越是過密化，就越是難於把勞動力抽出，走通過資本化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道路。要改變這種過密化的增長邏輯，就要使被替代的勞動力尋求另外的就業機會，改革以後長江三角洲的農村，正是通過發展鄉鎮企業才改變了這一運行了幾百年的邏輯。這些理論或命題從不同視角、不同層麵解釋了社會變遷的動力問題，但運用這些理論不足以全麵解釋筆者在單家集所觀察到的社會變遷過程，因此有必要對這些變遷理論給予重新審視和新的綜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