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開放、民族傳統與社區變遷
這些變遷理論的一個共同局限性就是忽略了國家體製對社區變遷的影響力。參照評價“內發型發展”能力的若幹指標可知，單家集屬於“內發型”的村莊，但如果做這樣一個追問：同樣的物質環境、同樣的人、同樣的非物質文化，為什麼改革開放前的單家集處在停滯狀態、無法獲得自我發展的能力？類似的追問還可以繼續下去。按照黃宗智的觀點，由於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和耕地的縮減，農民不斷地被卷入農業勞動之中，即以單位勞動日邊際報酬遞減為代價，換取單位麵積勞動力投入的增加，農業生產越是過密化，就越是難以把勞動力抽出，走通過資本化來提高勞動生產率的道路。單家集也經曆過“內卷化”的問題，但這段經曆出現在計劃經濟時期而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單家集回族具有開展商業經營的才能，但這種才能隻是在改革開放以後才得到施展。
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發現了宗教倫理對社會變遷的決定性影響，但他試圖從儒教倫理中尋找阻礙資本主義發展因素的努力失敗了。《儒教與道教》一書幾乎使馬克斯·韋伯陷入學術困境，他後來不得不明智地承認：“一連串的理由我們業已知道。它們讓我們明了資本主義之所以沒能在中國發展起來，其原因完全在於國家的結構。”黃宗智雖然提出了農村“內卷化”的命題，但他對中國農村“沒有發展的增長”這一悖論現象的解釋並不徹底，比如他認為，改革以後長江三角洲的農村，通過發展鄉鎮企業改變了這一運行了幾百年的邏輯。但他沒有看到鄉鎮企業發展的動力。誠然，鄉鎮企業的發展改變了中國農村“沒有發展的增長”這一事實，但鄉鎮企業的發展則是國家體製變革與地方傳統互動的結果，沒有這樣的互動，鄉鎮企業就不會發展起來，中國農村“內卷化”的問題和“沒有發展的增長”的邏輯還會繼續運行下去。黃宗智把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和耕地的縮減視為農民不斷被卷入農業勞動之中的根本原因。筆者認為這個解釋也忽視了國家體製因素，一般來說，當人口對土地的壓力增加時人們至少會有兩種選擇，一種是不斷卷入農業勞動，另一種可能是離開土地，從事農業以外的生產經營，但是否能夠離開土地從事農業以外的經營則取決於國家政治經濟體製。從“內發型發展”的角度看，國家體製狀況也是農村社區發展的一個極為關鍵的因素，也就是說農村社區的自我發展意識和能力取決於國家體製的變革。費孝通教授在20世紀30年代所調查的江村繅絲業相當繁榮，可當他在20世紀50年代再訪江村時，當地的繅絲業衰落了，江村失去了自我發展的能力。時隔50年，費老三訪江村時，傳統的繅絲業又複興了，同時，其他非農產業也發展了起來。江村傳統行業的興衰曆程與國家政治經濟體製變革密切相關。
對單家集這個回族村莊的調查發現，農村社區的發展變遷是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其中國家體製與地方傳統的互動是社區變遷的重要條件。具體來說，這一命題包含著以下幾層含義：第一，互動變遷論以承認資源、環境、人口等因素在社區存在與發展中的基礎性作用為前提。第二，在國家權力對農村社區實施有效控製的條件下，國家體製變遷是社區變遷的根本動力和必要條件，國家體製直接決定著農村社區的體製和選擇，國家體製是計劃經濟，農村社區的經濟生產模式也隻能是計劃經濟；國家體製轉變為市場經濟體製，農村社區的經濟生產模式也會轉向市場經濟。第三，國家體製對社區變遷推動作用的大小與社區內民族傳統資源的豐富程度緊密相關。一個社區的傳統資源如果很豐富，就可以在國家體製變革的激勵下發揚出來，社區經濟就會迅速發展；相反，如果一個社區的傳統資源稀缺，即使國家體製已趨於優化，社區經濟也未必能發展起來。單家集的非農產業和集市之所以能夠在改革開放以後得到迅速發展，是因為這個村莊的回族具有從事商業貿易和小手工業生產的傳統。人民公社化時期，這個傳統被國家的計劃經濟體製所抑製，改革開放以後，這個傳統在國家市場經濟體製的激勵下得到恢複和發揚。
附篇重訪單家集
2007年深秋時節，我帶著研究生重訪單家集，對這個大村莊的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進行再一次的調查。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以來，以胡錦濤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總結我國發展實踐，借鑒國外發展經驗，適應新的發展要求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作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重大決策和部署。這些國家層麵上的理論創新和發展策略在一個微型社會裏會引起什麼樣的反響、產生什麼樣的效應？和三年前相比，今天的單家集又發生了哪些新的變化？帶著這些問題，我再次走進單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