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口流動的增加
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實行嚴格的戶籍製度，限製商品經濟的發展，實行城鄉二元發展模式。這些社會經濟製度都在不同程度上製約了城鄉之間的人口流動，農民的活動空間基本上被限定在村莊內部。所以人口的低流動率是封閉型村莊的一個顯著特征。人民公社化以前，單家集是有集市的，每逢集日，周邊地區的農民和商人們都要到集市上互通有無，交換剩餘產品。1958年，隨著人民公社的建立和計劃經濟體製的推行，民間的商品交換被視為“資本主義尾巴”，單家集的集市被取消，沒有了商品交換和人口流動，村莊也就進入了封閉狀態。
改革開放以後，我國經濟體製從計劃經濟轉向商品經濟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通過推行身份證製度淡化戶籍製度，從而為人口的自由流動營造了良好的製度環境。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單家集的商品經濟開始恢複，很多人利用農閑時間到外麵跑買賣、做生意。與此同時，村裏人開始了恢複集市的努力。1984年，單家集的集市得到恢複，周邊地區的農民和商人在時隔20多年後又可以來單家集趕集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非農產業的規模化和專業化，村莊的開放度進一步提高，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村裏人經營活動的外向度不斷增強，經濟活動空間得到拓展。比如牛羊屠宰、皮張販運、土豆加工等行業基本上屬於跨區域貿易，其產品主要銷往外省區，從事這些行業的專業戶在村莊之外建立起廣泛的社會網絡，他們更多的是和村外人交往和聯係。同時，一部分人離開村莊到銀川、蘭州、新疆、福建等地打工、做生意。二是外村人口越來越多地進入單家集。由於單家集有60%的人不從事農業生產，所以每逢農忙季節，有300~400外村人到單家集幹農活兒掙錢，他們主要來自附近的將台、什字、王民等地。平時在單家集打工謀生的人在200人左右。
（四）村民身份認同方麵的變化
從事農村社會學研究的學者發現，我國傳統農村社會存在著較強的村民身份，折曉葉把這種村民身份稱為“村籍”。根據筆者在單家集的調查，村民身份是一種積累起來的認同觀念，也就是說村民身份至少要靠兩種積累獲得，一種是親緣關係的積累，另一種是時間的積累。一個社會成員如果從異地遷移到單家集居住後要想從“客戶”變為“單家集人”，需要經曆一段很長的過渡期，同時要設法和村裏人尤其是村裏的大姓家族建立姻親關係，在這個過程中才會逐漸獲得村民身份。單家集在清朝就設立了集市，很多人靠集市生活，為了維持集市的持續繁榮，這裏逐漸形成了尊重客商、包容外來人的村莊風尚。在集市持續繁榮的時候，單家集曾吸引了很多外地人前來從事經營活動。在這個過程中，很多外姓人口通過與當地老戶建立姻親關係定居下來，逐漸獲得了村民身份。當集市衰落以後，有村民身份的人留了下來，沒有村民身份的人則相繼返回原籍。解放初期，國家通過“土地改革”使該村沒有土地的人獲得了土地，這一舉措對村民身份起到了強化作用。村民身份具有記憶性和持續性特征，比如一個單家集人即使遷出該村到其他地方長期工作或定居，村裏人仍認同他為單家集人，他自己也有“我是單家集人”的自我認同。
費孝通教授認為，傳統的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因為傳統村莊社區裏的人一般都有血緣關係，朝夕相處、經常往來，彼此非常熟悉，這和城市社會完全不同。隨著非農產業的發展，單家集的人口流動趨於頻繁，尤其是有很多外村人走了進來。比如在單家集開理發店和藥鋪、診所的多為靜寧人，還有一些外村人在這裏從事商品零售、機械修理等行業，很多從事牛羊屠宰、皮張販運和土豆加工的私營企業也雇用了為數較多的外鄉外村人。外村人的到來使村莊裏出現了許多陌生的麵孔，村民們如何看待這些“陌生人”實際上就是一個身份認同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