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走向開放的村莊
村莊社會的封閉與開放程度也是透視鄉村社會變遷進程的一個維度。一般來說，傳統的鄉村社會具有很強的封閉性，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權力向農村地區的延伸以及外來文化的進入，村莊社區會逐漸從封閉走向開放。社會學家米格代爾把這兩種類型的村莊分別稱為內向型社區和外向型社區。判斷村莊開放程度有不同的方法。波普金認為，賦稅的征收、村莊的邊界、土地的所有權和村民的身份認同（concept of village citizenship）等4個要素是衡量村莊社區開放與否的重要變量。米格代爾則用3個指標來判別村莊的開放程度，即現金的使用、市場狀況和勞動力流動。筆者試圖對這兩種指標體係進行必要的整合，並將村莊的邊界、土地所有權、人口流動和村民的身份認同等4個要素作為評價村莊開放度的變量。單家集在解放前是一個開放程度比較高的村莊。早在清朝時期，該村就已設立了集市，集市的設立促進了人口流動和商品交換。到了民國時期，政府通過推行保甲製度強化對鄉村社會的管理，同時征收賦稅，從而進一步提高了村莊的開放程度。新中國成立後，隨著人民公社製度的建立，單家集的集市被取消，土地收歸村集體所有，城鄉對立的戶籍製度限製了人們自由流動的權利，使村莊反而趨於封閉。我對單家集當前開放程度的評估是以該村在20世紀50年代~80年代的封閉狀況為參照的。
（一）村莊邊界的淡化
村莊有兩種基本類型，一種是自然村莊，另一種是行政村莊。自然村莊是一個血緣—地域共同體；行政村莊是在國家行政力量作用下建構起來的，因而具有政治共同體的色彩。這裏所說的村莊邊界包含地理邊界和社會心理邊界兩層含義。地理邊界是一個村和另一個村得以區分開來的自然疆界；社會心理邊界是基於自然疆界而形成的分界意識。
單家集曾經是一個完整的自然村莊，人民公社化時期被一分為二，變成了兩個大隊。這種行政力量作用下的村莊解體不僅使得自然村落內部出現了一個新的地理邊界，而且對村莊成員的社會心理邊界具有重構作用。從單家集這個自然村莊內部來看，在分大隊以後，單家集人被劃分為單北和單南兩部分，盡管村莊成員之間有著密切的血緣、地緣關係，但他們已分屬於不同的社會單位，村莊成員以大隊集體為單位，在一個封閉的圈子內從事經濟生產和政治活動，其結果是弱化了自然村莊內部的認同意識和家族觀念，強化了大隊組織內部的認同意識和大隊之間的分界意識。改革開放後，單家集仍然保留了單北、單南的村莊格局，但隨著土地承包到戶經營製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建立，過去的集體勞動被以家庭為單位的分散經營所取代，從而改變了過去由村莊組織壟斷各種資源、左右人們社會活動空間的狀況，村莊結構開始變得鬆散，村莊界限逐漸淡化。這種趨勢使有關部門認識到，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淡化村莊邊界更有利於各種生產要素的流動和社會資源的高效利用。1998年，經上級黨委同意，單家集成立了黨總支，轄單北、單南兩個支部，這一嚐試也許是今後逐步取消單北、單南行政邊界，把兩個行政村重新合並為一個大村莊的前期準備。
（二）土地所有權的變化
土地所有權的變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村莊的開放程度。改革開放以來，單家集在土地所有權方麵也出現了一些新的變化。首先，土地的控製權從集體轉向了家庭，這種轉移的一個重要結果是家庭獲得了對土地的使用權和自由支配權，這意味著農民擺脫了製度性安排所造成的“內卷化”現象或者說對土地的高度附著性，他們可以自主決定對土地的使用方式，比如是否種地、種什麼作物，是他們自己耕種還是承包給別人耕種，或者轉讓土地的使用權，等等，這就為促進農村人口自由流動、增強村莊開放度創造了條件。其次，隨著單家集非農產業的發展，很多村民已從過去的農業勞動戶轉變為非農業經營戶，人們對土地資源的依賴性逐漸減弱。盡管每個家庭都擁有自己的土地，但很多家庭對土地的占有意識弱化了。這裏之所以要強調人們的土地占有意識，是因為在傳統的農村社會，土地是農民最重要的生存資源。有過農村生活經驗的人都知道，當農民把土地作為生存之本時就會表現出“寸土必爭”的意識，進而導致邊界觀念的增強，因為村莊的邊界是以土地為基礎劃分的。據村裏人說，在包產到戶初期，單家集人多次與外村人因為地界劃分問題發生糾紛，但隨著非農產業的發展，人們對土地的珍視程度減弱，邊界意識隨之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