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用假托文辭來代替。如古代漢語稱帝王之死為“晏駕”，意即他不出朝，隻因他的本駕出來晚了。佛教僧尼之死為“圓寂”，意即他們完全沉浸於念經中去了。稱有封邑的人臣之死為“捐館舍”，是說他不住，隻因他拋卻了自家館舍到別處去了。士大夫的死被稱為“棄堂帳”，意即他放棄了自己的職業，到別處謀生去了。
對凶禍詞語的忌諱跟人的思想意識有關。解放後，人民群眾的科學知識日益豐富，封建迷信思想逐步破除，這方麵的禁忌語越來越少。溫州舊時稱“老虎”為“大貓”，但後來的“老虎鉗”、“台虎鉗”、“老虎灶”等均不再忌“虎”，並且“老虎”、“大貓”已並用。上海郊縣原稱“傘”為“豎笠”，今天很少有人知道其為何物了。對於現在仍流行的禁忌語，我們不必刻意去加以更換。語言之約定俗成，有些已通行而又不礙思想交流的詞語，諸如“筷子”之類，倘若一定要加以“正名”，反而令人難以接受。
在所有的凶語中，除死亡及疾病的字眼最為令人恐懼、忌諱外，還有就是些破財詞語。
因為財運的好壞直接關係到人們的命運，生活的貧富，所以民間很看重此事，時時處處惦念著發財，也時時處處警防著破財。
春節期間，各家各戶要祭財神。若有賣財神畫像的童子挨門喊：“送財神爺來了。”一般人家，都趕緊出來，到門口回話：“好好，來我們家請一張。”如不想買的，也不能說“不要”，更不能攆送財神，隻說“已有了”。有人來送柴（財神）時，忌回答“不要”，若不想買，可回答“已有”。春節為一年之首，民間以為得罪財神，神仙便整年都不臨門。期間，如果小孩說了冒犯財神的話，大人即說：“童言無忌”，以解除不祥。
廣州人好經商，忌說“舌”，因和“蝕本”的“蝕”同音，故把“舌”叫做“月利”
，“豬舌”叫“豬月利”，取其“利”字。在南昌，豬舌叫招財，溫州叫豬口賺，意義更明確。廣東人，特別忌諱“輸”字，避說：“通書”（黃曆）而說“通勝”，因“書”與“輸”同音；有一種中秋夜所賣的木魚書，被叫賣者呼為“月光贏”，原因亦如此。又因廣東方言“絲”與“輸”的讀音相同，所以把“絲瓜”改稱“勝瓜”。還因“幹”有“幹枯”
之意，所以便把“幹”改言“潤”，取時時潤色之意，顯得有油水，為發財的象征。於是“豬肝”被說成了“豬潤”，“雞肝”被說成“雞潤”，“豆腐幹”被說成“豆潤”等等，不一而足。江浙一帶，逢年過節，要書寫“招財進寶”、“和氣生財”等字樣，貼在門首。
因“財”字偏旁“貝”字與“背運”的“背”諧音，惟恐因此而“失財”、“敗財”，所以就把“財”的偏旁“貝”字有意寫成“見”字，以表時時處處發財、見財的心願。河南駐馬店一帶有一座山名叫確山，“確”在當地方言中含“坑”、“騙”、“糟糕”的意思，因此，生意人都忌諱稱其為確山，而改稱為“順山”，以求發財順利。
做生意皆有冒險性，生意人最怕倒閉破產。舊社會人們生活動蕩不安，貨源及銷路皆無保障，使他們不得不將自己的命運寄托於財神的護佑，因而這一類有關財運衰敗的語言禁忌很多。它們有一共同點，即不僅避開了不吉的詞語，而且改凶為吉，力求通過語言上的變通、調整而在現實生活中得到一個最為吉祥的理想效果。
在漢族民間，通常認為涉及性行為或性器官的詞語是一種褻瀆語，說出來有傷大雅，有教養的人都羞於啟齒。在不得不說到性器官時，要用“下部”、“陰部”等來代替。說到性行為時，也要用“辦事”、“房事”、“同床”、“夫妻生活”等素雅詞語代替，甚至連容易引起生殖部位聯想的“拉屎”，也在忌諱之列，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改稱“大便”、“大解”、“解手”、“上廁所”，文言叫“如廁”等等。還有婦女之月經，人們也不喜歡直說。
在解放了的中國，婦女把這叫做“例假”——這個新詞倒記錄了社會生活的新變化，因為建國後我們的工廠實行勞動保護，婦女遇到月經來潮時，如有需要，允許請幾天假，工資照發，所以稱為“例假”。
漢族廣大地區都禁忌以龜相稱。龜俗稱“王八”，若罵人為“龜兒子”、“王八”、“烏龜”，必定引起對方惱怒而拳腳相加。烏龜者，老婆有外遇也。這對中國男子來說是莫大的恥辱。龜，在以前是與龍、鳳、麟合稱為“四靈”的神物，人多視為祥瑞，不但不諱龜，反而喜用“龜”字取名，象征長壽。如唐朝音樂家李龜年及文學家陸龜蒙等等。到了唐代，因當時樂戶妓院裏的人，頭上都戴綠頭巾，而龜頭也呈綠色，所以民間皆戲稱樂戶妓家之人為“龜”；而大凡妓院樂戶之家的妻女皆為歌妓，因而後人就把放縱自己妻子賣淫者，稱為“烏龜”。從此，“龜”便是男子最忌諱的字眼。元人陶宗儀在《輟耕錄》裏記載了一首當時戲弄破落子弟的詩，內有“宅眷多為掌月兔，舍人總作縮頭龜”等語。民間俗謂兔望月而孕，比喻婦女未婚野合而有妊，因而“兔崽子”意同私生子。詩內的“縮頭龜”，顯然也含有明知老婆有外遇，而懼內的男人，乃貶義。
實際上，不但非正常的性行為會形成某種語言上的禁忌，就是正常的性關係也需要語言方麵的避忌。例如，“避孕”字眼就不能隨意說出，而應叫計劃生育，西方叫“節製生育”
或“家庭計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