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行為禁忌作為高懸在家族及家庭之上的嚴重危險手段，與信仰者的命運緊緊相連，人們一旦獲得禁忌信息，便會以嚴肅態度，積極參與禁忌傳承。不過，由於日常行為禁忌太多太繁瑣，人們不可能一一恪守；而有些又是人不願恪守的，於是，人們往往在獲取了禁忌信息的同時，也設計了一套避忌與破忌的辦法。
“燈下不講鬼，燈下不談賊。”這是舊時北京的禁忌，理由是說鬼招鬼，說邪招邪，可是人們偏偏好鬼故事，於是人們又發明了辟邪之方，說鬼時把《皇曆時憲書》放在桌上，就可以放言無忌了。至於燈下說賊也有攘除之術，說的時候把茶杯倒扣放在桌上，也可以使梁上君子不敢光臨。山西河東絛州一帶，禁忌外甥在舅家剃頭。非要剃頭，把外甥引到大門外邊的官道上，就不算在舅父家了，這就謂之破忌。再如小孩的扣子掉了，就得脫下來縫。如果穿在身上縫扣子，小孩就會變成啞巴。為了破忌，可以讓小孩嘴裏咬一根線頭，這樣雖然穿衣服縫，也不會變啞巴了。忌諱小兒夜啼，迷信的人認為是不祥之兆。不請醫生看，也不找原因，不使人知，諱莫如深，自己寫一張帖子，貼在大路邊的牆頭上（不具名）：“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個夜哭郎。行路君子念三遍，一覺睡到大天亮。”但最根本的“破忌”是科學。隨著科學思想深入人心，迷信鬼神觀念逐漸消淡，禁忌就越來越無市場。
日常行為方麵的禁忌事項，難以枚舉。這些禁忌無一不與生活緊密相連，帶有強烈的生活屬性，甚至可以說本身就是生活的一種慣製形式，一種民俗化的生活準則，一種民眾祈吉祛凶心態的行為外化。因此，我們很難用迷信與科學、先進與落後等是非標準來評判它們，而應將它們納入民族的整體民俗文化之中來加以考察。
語言禁忌
語言是一種社會交際工具，人們利用它交流思想，傳遞信息，達到彼此之間的了解。但語言並不簡單的隻是一個工具，而是一種文化現象。在漢族民間，在語言交際過程中，便刻意追求有關死亡及一切不幸之事的語言表現形式，於是漢語裏便出現形形色色表示禍害的詞彙。這便是所謂的語言禁忌。
語言禁忌，是很富有地方方言或社會方言特色的語言風俗現象。禁忌的原則，大體是出於吉凶、禮教、功利、榮辱等諸種考慮，其具體內容有以下幾方麵。
凶語即不吉利的詞語，在日常生活中，人們是忌諱聽到凶語的，惟恐這些字眼會招致凶禍的真正來臨。然而在人際交往中，經常要表達不祥的內容，這便更改用另一些褒義或中性詞代替，這種變通的表述方法有以下幾種。
一是用反義語來替換不吉的詞語，謂“討口彩”，此法在禁忌語中極普遍。戲院裏的太平門，原意為萬一發生了火災好讓觀眾逃走，說“太平”乃失火事故之反義。吳地習俗，行船忌說“住”，“箸”與“住”同音，故改稱“筷兒”，取“快”音，現普通話及廣州話的“筷子”，即由此而來。廣州人把“氣死我”叫做“激生我”，“笑死我”叫做“笑生我”
；“杠”和“降”同音，故把“竹杠”稱為“竹升”，“空”與“凶”諧音，便把“空”說成“吉”，“空屋出租”成了“吉屋出租”。吳語中忌“藥”字。藥為治病之物，言之恐一直纏身，於己不利，便將“吃中藥”改說成“吃茶”。舊時江西流行說喝藥為喝好茶；稱一種消積食、去風寒的中藥為“午時茶”，一般飲用的茶水叫做“茶葉茶”。廣東的客家人忌說開藥方，而改言“開丹底”。
二是用有關或相近的事物名稱來代替。浙江一帶，小孩肥胖，忌說“壯”，因本地豬肥叫壯，要以“個頭好”，“補胚好”代胖的意思。人有病，最忌說“生病”，要說“不新鮮”、“懶意”、“著力過了”等。人死了，其家人忌說“死”，要說“老了”、“好了”、“過輩了”等。小孩夭亡，也忌說“死”，要說“逃出去了”、“轉去了”。嬰兒出生，忌說“生了”，因生有陌生、生疏之意，要說“領了”。許多地方忌“虎”，遇“虎”時改用“貓”代稱。如溫州把“老虎”改叫“大貓”；長沙將“腐正街”改為“貓正街”，“腐乳”稱為“貓乳”，因“腐”和“虎”音同。北方人幹脆稱“老虎”為“大蟲”，小說《水滸》裏即如此。此忌諱心理發展至頂點，竟連姓氏也不免其擾，姓虎的自念作“貓”。江蘇及浙江杭嘉湖地區的蠶農，忌說“溫”字，養蠶怕瘟，於是“溫度表”要說成“寒暑表”；忌說“亮”字，因“亮蠶”為蠶病，“天亮了”則說成“天開眼了”；“醬油”要說“顏色”
，因“醬”音同“僵”，忌僵蠶；“筍”要改說“蘿卜”，因“筍”音同“伸”，忌蠶僵死伸直。
三是用比喻來代替不吉的詞語。“崩”、“崩殂”、“駕崩”及“山陵崩”等用來指帝王之死的詞語。“崩”之本義為山陵倒塌，把這個詞轉用到帝王之死上來，顯然是在向人們喻示帝王是江山的頂梁巨柱，他們一旦死去，便如同山崩地裂，大地陸沉，仿佛整個世界都要隨之毀滅，因此帝王君王之死絕不可等閑視之。再如湖南臨湘早上忌說“龍”字，因“燈籠”的“籠”與“龍”音同，故而把“燈籠”比喻為“亮殼裏”。上海郊縣戀人通常忌言“梨”、“傘”，而將它們比喻為“圓果”、“豎笠”，是避諱“離散”的意思。現代漢語裏，士兵打仗受傷叫“掛彩”，南方則叫“帶花”，皆為受傷後紮了繃帶的比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