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寫了一本書叫《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評估》，當時很多人批評我，理由是中國還是個發展中國家，中國不是一個崛起國。經過十年的爭論，現在恐怕已經沒有人再爭論中國是不是一個崛起大國了。
當然，不是說我預測準。而是說，今天要否認中國是一個崛起大國已經做不到了。這一點非常關鍵。如果我們有能力讓世界相信中國是一個窮國，我們采取的窮國政策國際社會就接受。如果我們無法讓外國人認為中國是個窮國，我們采取窮國政策人家就不接受了。
客觀上能不能讓世界認識中國是窮國很重要。做不到，就不得不采取富國政策。當人家認為你是富國，你采取窮國政策，所有國家都會認為你不負責任。現在除中國人外，世界上已經沒有人認為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了，這個客觀變化，可以認為這是一個機會，也可以認為這是一個挑戰。不管是機會還是挑戰，我們再想把自己掩藏起來讓世界注意不到中國實力已經是做不到的事了。
現在已經沒人討論中國是不是崛起大國的問題了，而是討論中國崛起能否成功的問題。
中國崛起目前仍麵臨著三種可能的結果：一種是像美國當年超越英國一樣，成為世界領導國；第二種是像蘇聯一樣，與美國達到同一等級之後衰敗下來；第三種是像日本一樣，在崛起的半路就衰落了。日本在二戰後“富而不強”是個教訓，所以我說，中國有必要考慮將國家發展方向從增加財富轉變為增強能力。
國際動蕩對中國崛起有利還是有弊？
這次金融危機，使學界和政界開始討論中國崛起的結果是什麼。
誰也不知道20年後的結果是什麼，所以大家都想早點知道。比如美國的中央情報局認為，20年後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超過美國。美國有學者認為，20年後中國隻是GDP超過美國，但軍事力量和政治影響力超不過美國，中國沒有和美國平起平坐的可能。
有人說我們現在麵臨的環境是機遇與挑戰並存。其實從1949年到現在，哪一天不是挑戰與機遇並存呢？我們需要弄清的是，當前動蕩的國際形勢對中國利大還是弊大？
我們過去一直認為搞經濟建設要有一個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到底國際環境是穩定有利還是動蕩有利？有利與不利的判斷是與目標相關的。比如銀行利息，存款人就希望利息不斷上升，借款人就希望利息不斷下降。形勢是客觀的，有利與否取決於你幹什麼。現在我們來分析一下國際金融動蕩在哪些方麵。
第一，金融體製要改革。
布雷頓森林體係最大的一次改革是在1971年，尼克鬆停止了美元和黃金的掛鉤。2009年，許多國家又要求改革。這個改革要求帶來的是什麼呢？是動蕩，是大家意見不一致。美英要維持現狀，繼續把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法德認為應該美元和歐元同時作為國際儲備貨幣。中國提議搞一個沒有主權貨幣的國際儲備貨幣，以國際貨幣基金特別取款權取代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貨幣。
第二，各國都說共同合作救市，但方案不一樣。
美英的方案是大規模地增加政府開支，德國認為這種增加不合理，不同意增加。
不管怎樣，在國際金融危機麵前大家討論合作問題非常熱烈。在泰國沒開成的10+3會議，其目的是討論東盟十國和中日韓怎樣合作盡快擺脫金融危機。G20倫敦峰會達成了好幾項協議。我在電視台做節目就說，肯定能達成共識，關鍵看共識能不能落實。
其實，金融危機麵前每個國家的當務之急都隻能采取自救政策，都不會采取先搞好世界經濟，然後再發展自己的經濟政策。
第三，國際政治動蕩。
經濟形勢不好，使得不少國家局勢動蕩，泰國就是一個例子。最近朝鮮導彈試射等問題也加劇了不穩定。國際社會開始懷疑華盛頓模式，甚至質疑美國的政治製度。這樣形勢下，還出現了國際政治思想觀念的爭論。
回到前麵的問題，國際社會動蕩和穩定哪一種形勢有利於中國崛起呢？這取決於我們的目標，中國如果無意崛起，則越穩定越有利。這就是為什麼金融危機到來的時候，世界局勢不穩定的時候，國內外媒體都認為，中國崛起的機會來了。
雖然中國能否崛起成功還有疑問，但中國對世界的思想影響已經出現。我不認為中國對世界的思想影響是因為搞了孔子學院，我以為是源於中國經濟建設取得的成果。一個人隻要成功，人們就會認為他所有的做法是對的。隻要一國強大，人們就認定該國的文化是先進的，如果衰弱，該國文化就會被認為是落後的，其實這個國家的文化並無變化。
最近，英國學者馬克·萊昂納德寫的新書《中國在想什麼？》在歐美賣得特別火。在他之前，西方人關注的大都是中國人口袋裏有多少錢，關注中國威脅論、崛起論、崩潰論。而關注中國人腦子裏想什麼，這還是第一次。
這說明什麼呢？說明隨著中國實力的上升，西方開始重新關注中國人的思想。而我們更應在國家崛起時思考一下自己應如何思想。
中美還不是朋友
本文是作者於2010年初接受《國際先驅導報》訪談的實錄。
【問】您提出討論中美戰略關係的性質問題，在中美關係當前形勢下討論這一問題有何意義？我提出討論中美戰略關係性質的問題是在今年冬季的達沃斯論壇。在達沃斯開會的時候，我和美國負責經濟、能源和農業事務的副國務卿RobertD.Hormats在同一小組會發言。聽眾中很多人問，中美將在金融危機和全球治理方麵提供一個什麼樣的共同計劃？Hormats是官員，因此無法正麵回答這個問題。我是學者可以直話直說。我說：“你們提這個問題就說明你們對中美關係的性質還不清楚。中美不是朋友，利益上有許多衝突和對立。這樣的中美關係怎麼可能在全球治理方麵提出一個共同的方案呢？”會後有人對我說：“您的回答非常現實主義。”
早在克林頓時期，中美關係的性質問題就是討論的焦點。因為隻有明確了雙方戰略關係的性質，決策者才能決定製定怎樣對待對方的政策。如果兩國是朋友，就要相互幫助對方；如果是競爭對手，就要勝過對方；如果是敵人，就要想法防範、遏製和打擊對方。對中美關係性質問題的認識，關係到兩國采取什麼樣政策來應對對方的立場。
克林頓執政初期，將中國定位於敵對國家。他曾說“北京和巴格達屠夫”。後來小布什政府定位伊拉克、伊朗和朝鮮為敵人時稱他們為“邪惡軸心”。從20世紀80年代末開始，特別是1991年蘇聯解體後，美國的輿論、國會和政府都把中國定位為敵人，他們認為美國的下一個首要敵人是中國。1995年李登輝訪美後，中美關係非常緊張，這時美國國內開始討論一個問題：到底中國是不是敵人？或者說，中國是不是像蘇聯一樣的敵人？這場討論的結果是“不是”。當時的助理國務卿克裏斯多夫接受了“非敵非友”這個定義，以此來表達中美關係的性質不是敵人這一政治判斷。這一說法不僅成為其後美國對華政策的基礎，而且也成為中國製定對美政策的基礎。
自1949年以來，中美關係的最好時期是1978—1988年。那時中美進行真正的戰略合作，美國為中國提供軍事技術和裝備，兩國在中俄邊境共同監測蘇聯的核試驗場。中美之間的戰略猜疑遠遠小於現在。那時的中美關係是盟友性質的。然而，現在中美雙方常有人講中美關係處於曆史最好時期。這就出現了問題。既然中美關係比80年代還好，那為什麼美國現在對我國要進行軍事製裁而80年代是軍事援助呢？80年代是美國售台武器不斷減少的十年，而現在是美國售台武器質量水平上升時期，而且售台武器的數量也比80年代多。中美關係的性質再次成為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因為“非敵非友”的說法已經沒有意義了，因為現在人們普遍認為中美關係與當年美蘇關係具有性質上的區別。現在中美雙方需要明確的是“中美關係是敵大於友，還是友大於敵”。這一程度判斷成了決策的基礎。
【問】那您認為中美關係是敵大於友，還是友大於敵呢？
我覺得中美之間衝突和對抗的利益遠遠大於共享和互補的利益。從利益的層麵進行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美之間的互補性利益主要在經濟層麵，我們需要美國市場創造中國的就業機會，美國需要中國產品維持日常生活；我們需要美元做外彙儲備，美國需要中國購買美國債券以恢複經濟。互補的經濟利益決定了中美之間主要是買賣夥伴，是顧客與賣主之間的關係，還不是共同投資的合作夥伴。我們想買美國的高新技術，美國都不給我們。商店裏售貨員與顧客並不認識，他們也做買賣。這樣的關係談不上是朋友。即使在經濟領域，中美之間也有衝突性的利益，例如彙率問題和貿易不平衡問題。
在安全方麵，中美之間衝突性的戰略利益遠大於共同利益。美國對台軍售以防止中國統一台灣，中國反對美國售台武器以實現國家統一；美國對中國沿海進行全天候監察，防範中國海軍力量，以保持其在東亞，特別是海上的軍事主導權，而中國需要發展自己的海軍增強海防安全，特別是東亞海上安全；美國組織西方國家對中國實行武器禁運，防範中國挑戰美國的全球軍事霸主地位，中國要加快國防現代化，縮小和美國的軍事差距。與這些直接性的安全衝突利益相比，在世界其他地區防止核擴散、反恐和維和的共同利益顯得非常間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