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戰略環境下中美歐麵臨的挑戰
新戰略環境
國際戰略環境是不斷變化的，近年來一個新的現象是雙重標準全球化。也就是說，國際社會逐漸形成了對執行國際規則的新規範，即國際條約的適用對象由該國的類型決定，而不是由行為本身決定。例如，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不擴散問題上，對有些國家就要嚴格限製他們發展此類武器，有些國家就可以發展此類武器。例如，對朝鮮、巴勒斯坦、伊朗等國就應嚴格禁止，對韓國、以色列、日本、印度、台灣地區似乎就不必限製。這種國際規範雙重標準全球化現象在經濟方麵表現為自由貿易還是公平貿易的原則問題。貿易順差方都堅持以自由貿易原則處理貿易不平衡問題，貿易逆差方都堅持以公平貿易原則處理貿易不平衡問題。大國采取雙重原則曆來是國際政治的本質，但現在與以往有了一些不同。以往是大國一方麵自己采取雙重標準的政策，一方麵批評他國的雙重標準政策。
這如同人們自己行為自私但是還批評自私是不道德的。現在的情況是，大國不再相互批評對方的雙重標準政策，而是接受雙重標準原則，隻要這種雙重標準不用於自己，大國之間相互認可對方的雙重標準政策。全球化的發展，使國際資本受到世界絕大多數國家的歡迎，吸引外國資本成為絕大多數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如美國發動伊拉克戰爭受到了中東地區許多穆斯林政府的支持，他們為美國提供軍事基地、情報和後勤服務。
中美歐麵臨的威脅與挑戰
在傳統安全威脅方麵，除了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之外，中美歐幾乎沒有什麼具體的共同安全威脅。美國麵臨的主要威脅是伊拉克戰爭；中國麵臨的威脅是分裂主義；歐洲不麵臨任何戰爭的威脅，它可以決定是否想參與其他地區的戰爭。即使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方麵，中美歐也麵臨不同的形勢。中國在其周邊麵臨著擴散的威脅；美國麵臨著敵對國家的擴散威脅，但這些國家均遠離美國；歐洲不麵臨任何直接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威脅，它隻是想維護規範和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落入恐怖主義分子之手。
在非傳統安全領域，中美歐麵臨著較多的共同威脅：首先是恐怖主義。美國是恐怖主義的主要目標；某些歐洲國家是恐怖主義的目標；中國麵臨著國內的恐怖主義威脅。但是三者的情況不一樣。美國越是反恐，其麵臨的恐怖主義威脅越大，歐洲則是那些追隨美國反恐的國家把越來越多的恐怖主義分子吸引到國內，而不反恐的國家卻十分安全。中國麵臨的恐怖威脅雖然逐步增大，但傳統社會問題對穩定的威脅依然最嚴峻。恐怖主義對中國安全威脅仍遠遠小於毒品、經濟犯罪和地下黑社會。
在經濟安全方麵，中國麵臨著自然資源短缺和金融體係不穩定的挑戰；美歐在這兩方麵都很穩定。也就是說，美歐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安全問題，而中國則麵臨非常現實的經濟安全威脅。
在環境安全方麵，中國麵臨的環境安全問題是非常嚴重的，但美歐這方麵的問題卻微不足道。
如果說中美歐三方正麵臨最嚴重的非傳統安全威脅，那麼就是社會安全問題。這三個社會都不穩定，民眾對政府的不滿都在不斷上升。由於政府的政策是保護富人，對窮人的基本生活保障關心不夠，因此社會不滿都呈現上升趨勢。移民在歐洲和美國都製造了大量社會不穩定的問題，外國移民還沒有影響中國的社會穩定，但農村流動人口則成為社會不穩定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失業問題對這三個地區而言，都是嚴重的社會不安定因素。
就三方麵臨的國際政治挑戰而言，中國麵臨的是如何被國際社會接受為主流國家的問題。中國曾一度被視為發展中國家的保護者，現正在失去這樣的地位。美國正在失去仁慈霸權的聲譽，成為國際規範和條約的破壞者。美國和失敗國家同時變得比以前孤立。歐洲麵臨的問題是歐盟一體化停滯不前。從目前東歐國家對美國的依賴程度看，歐盟一體化難以向前推進，因為東歐國家選擇了幫助美國阻止歐盟一體化的政策。歐盟需要思考如何改善其效率，美國需要改變它的單邊主義，中國需要改變對國際事務采取旁觀者的態度。中國不采取主動的政策，則有被美國拖進一些政治和安全衝突中去的危險。
中美歐三方如何應對共同的挑戰
中美歐需要思考如何締造共同的國際規範。目前的國際規範被大國都接受的共性不強。例如，國際上沒有對“恐怖主義”和“主權”的統一定義；大國沒有共同的國際體係和目標。中美歐三方都不知道可以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際體係，怎樣的一個體係是可以被三方所接受的。如果我們連方向都沒有，我們怎麼來討論如何建設這個體係呢？
中美歐三方都沒有考慮我們要成為什麼樣的國際行為體。中國是否正變得越來越像另一個美國，而不是歐盟？如果中國成為美國第二，也就是說兩個霸權國是無法和諧相處的，必然會導致更多的衝突。如果中國變得像歐盟，美中衝突會少一些。但是，現在美國正在從一個霸權國向一個強權國轉變，即使中國變成歐盟式的國家，中美衝突也少不了，因為一個強權的美國仍會與歐洲國家發生衝突。美國與法德的衝突已經發生。中美關係現在不如中歐關係好。中歐容易找到解決相互間問題的協調方式，但中美之間不容易。美歐之間的裂痕正變得越來越大，而不是越來越小。三大力量之間的衝突現在被恐怖主義問題掩蓋起來了，在恐怖主義問題得到解決後，中歐之間可以保持現狀，但美中和美歐關係則難以保持現狀。
最後，中美歐三方需要采取共同行動，一起來應對經濟挑戰，如失業、高油價、貿易衝突。這種低政治問題好解決，三方容易找到共同點，這是三方合作的基礎。有關公平貿易和自由貿易兩項原則的衝突也需要解決，要調和兩者，而不是各取所需。
黎以亂局反映國際政治本質
2005年的黎以戰爭雖然是一場局部戰爭，但卻深刻反映了當代國際政治的某些遊戲規則。國際政治的無政府性導致缺乏一定的共性標準，弱肉強食和追逐利益最大化成為國際政治的基礎，這使得我們不得不重新審視經濟發展背後所存在的安全困境，有時，和平可能隻是一廂情願的選擇。
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黨發生軍事衝突以來，國際輿論一麵批評真主黨越境殺害7名以色列人並抓走兩名以軍士兵，一麵批評以軍過度使用武力造成幾百人死亡和幾十萬難民。人們不禁問，為什麼國際政治上沒有對錯之分？以色列以兩名士兵被抓為由發動對黎巴嫩的大規模軍事打擊，黎巴嫩政府坐山觀虎鬥，讓以軍和真主黨武裝力量相互廝殺。中國人不禁會問，這怎麼有點像日本借口兩名士兵丟失發動侵華戰爭和慈禧政府讓八國聯軍鎮壓義和團？要想理解國際事務為何缺少對錯標準和國際關係在不同曆史時期為何相似，我們還得從國際政治的本質中尋找答案。
弱肉強食是國際政治基礎
幾千年來，科學技術的進步已經改變了人類生存的物質條件，但人類群體間的關係卻沒有發生本質變化。以色列的精確製導武器與先秦時期的冷兵器已不可同日而語，但以軍侵黎與春秋時期大國入侵小國的軍事衝突卻無本質區別，國際社會一直沒有形成壟斷全部軍事力量的中央政府，因此國家間發生戰爭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現象。強者戰勝弱者的概率遠大於弱者勝於強者，而戰勝方又必將是戰後規則的製定者。
在這種客觀規律的支配下，弱肉強食的叢林法仍是當今國際政治的基礎，仍是國際社會的行為法則。美國是當今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的軍事支持使以色列贏得這場軍事衝突有了很大的物質和政治保障。美國的否決權阻止了聯合國安理會對以軍過度使用武力的譴責，即使以軍轟炸了聯合國的觀察站，炸死了聯合國的軍事觀察員，聯合國也無力通過一個無約束力的有“譴責”字樣的主席聲明，聲明隻表示“震驚與悲痛”，而且是針對衝突各方的而非隻針對以色列。以色列與強者結盟的好處如此明顯，於是，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想方設法與美國結盟或改善關係。
德國軍事家克勞塞維茨說：“戰爭並不是活的力量對死的物質的行動，它是兩股活的力量之間的衝突，因為一方絕對的忍受就不能成為戰爭。”也就是說，在以色列和真主黨之間，隻要有一方以和平為最高價值目標，不惜一切代價地換取和平，軍事衝突就能避免。
曆史經驗表明，屈服是獲得和平的最有效方法。然而，人們追求的是有尊嚴的和平，而不是屈辱的和平，於是戰爭就不可避免。有尊嚴的和平是以國家重大利益不受外部侵害為前提的，而政治集團之間相互不傷害對方重大利益是不可能的。和平不是國家追求的最高利益目標，因為人們擁有太多的比和平價值更大的利益，如生存、獨立、安全、統一、主權、霸權、民主、信仰……當和平無法維護這些利益時，擁有武裝力量的政治組織就會以軍事方式來維護。為了生存，法國人進行了反法西斯戰爭；為獨立，非洲人進行了民族獨立戰爭；為了國家統一，俄國人進行車臣戰爭；為了霸權，美國人進行了伊拉克戰爭；為了政權，索馬裏人進行了內戰。由於和平還不是人們的最高利益目標，於是，在戰爭中軍人們勇於為國捐軀，政府則為陣亡將士樹碑立傳。此次軍事衝突之後，以色列和真主黨都必然會將各自的戰死人員尊為烈士。
有人認為，戰爭是解決利益衝突的最後手段，迫於無奈人們也會選擇戰爭。然而，此次以黎軍事衝突發生前，以色列與真主黨雙方卻都沒有試一下非戰爭的方法。真主黨7月12日抓走以軍士兵，以色列第二天轟炸貝魯特機場，19日地麵部隊進入黎巴嫩。顯然，以色列並不想給國際斡旋留有任何機會。在以軍進入黎巴嫩之前的一周裏，真主黨可以通過釋放兩名士兵避免軍事衝突升級，但真主黨選擇了軍事反擊，遲遲堅持不會為停火接受對方的條件。
由此可見，以色列與真主黨都不是在沒有任何選擇餘地的情況下，才做出戰爭選擇的，而是針對戰爭利弊的大小做出。如果戰爭比和平能帶來更大的利益，戰爭就會成為政治組織的首選方案。此外，戰爭並不保障衝突的最終解決。在此次黎以衝突之前，以色列與周邊阿拉伯國家已經發生過5次戰爭，這些戰爭無一解決了他們之間的領土爭端和安全矛盾。以色列明知此次軍事打擊仍解決不了真主黨問題，但以色列仍決定進行這場戰爭，因為以色列認為能用軍事打擊削弱真主黨的武裝力量也是好的。由此可見，無論從策略還是從結果角度來講，戰爭都不是國家解決利益衝突的最後選擇。
安全困境是客觀存在
國際政治中一直存在著國家間的安全困境。所謂安全困境是指，敵對軍事力量強於自己將對自身安全構成威脅。為增強安全，國家就要爭取比敵國有更強大的軍事實力。至此，國家間安全關係惡化，甚至產生軍備競賽。
有人認為，安全困境是主觀建構的，即如果主觀上改變對彼此軍事力量的認識，就不會有安全困境。此次衝突表明並非如此。過去幾年，真主黨的軍事力量增長很快，使以色列麵臨不斷增長的安全威脅，於是，以色列要消除真主黨在黎巴嫩南部的軍事力量。然而，當以色列削弱真主黨的軍事力量時，真主黨就能感到以色列對它安全威脅上升了。可見，安全困境是客觀的，即使此次軍事衝突結束後，真主黨不但不會放棄武裝力量，反而會盡全力增強其軍事力量。無論以色列與真主黨如何改變他們對軍事力量的主觀認識，隻要他們處於敵對狀態，他們就會感到對方軍事力量構成的安全威脅。這種安全困境不僅存在於以色列與其周邊敵對的阿拉伯力量之間，也存在於所有敵對勢力之間。
這場戰爭中，以色列與真主黨都用導彈和火箭彈打擊對方城市，使人們目睹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WMD）的破壞力。隨著武器殺傷能力的提高，國際社會有關控製WMD的規定越來越多。然而，WMD的控製並不能防止戰爭發生，甚至能否防止戰爭升級也是個疑問。核武器是人類目前發明的殺傷力最大的武器，僅1945年美國使用過。由於其具有毀滅全人類的能力，無人能在核戰爭中取勝，因此核國家之間隻發生過代理人戰爭，而從未攻擊過對方的本土。1998年，印度與巴基斯坦進行核爆炸後，它們之間的軍事衝突規模沒有升級反而是下降了。相反，有核組織與無核組織之間，或是兩個無核組織之間的軍事衝突卻更容易升級，比如北約對南斯拉夫、美國對伊拉克、以色列對真主黨、俄羅斯對車臣分離主義勢力、索馬裏各軍事派別、蘇丹政府與反政府軍。可見，由於雙方擁有相似WMD比一方擁有更能避免軍事衝突升級，因此擁有與敵手相似WMD的動力仍非常強大。隻要敵對國家擁有軍事權力，就會存在競相獲取強於對方的WMD的動力，因此WMD的不斷擴散是國際安全的基本狀態。
國際斡旋是失敗方接受失敗的台階
戰爭爆發以後，大國對以色列和真主黨進行國際斡旋，本質是為失敗方提供接受失敗的台階。以實力分類，對國際軍事衝突的斡旋有兩種，一種是在實力相當的衝突方之間斡旋，另一種是在一強一弱之間的斡旋。前者成功的前提是雙方都認為無力贏得戰爭，而後者成功的前提是失敗者接收失敗的命運。以色列的背後是美國，真主黨的背後是伊朗和敘利亞，以色列有明顯軍事優勢，因此有關停火的國際斡旋要想成功，隻有真主黨接受失敗命運才有可能，而以色列不會在清除黎南邊境地區真主黨武裝力量之前同意停火。美國非常支持以色列，而以色列則表態同意美國領導的北約部隊進入衝突地區維和，這意味以色列不歡迎聯合國的維和部隊。聯合國維和部隊在現場觀察以軍行動，這必然妨礙以軍行動的自由。於是，在觀察哨被炸後，聯合國決定撤走觀察人員。可見，聯合國的斡旋行動是不可能讓以色列做出讓步的，想成功隻能說服真主黨接受戰敗的命運。
此次衝突以來，以色列說真主黨是恐怖主義，真主黨則說以色列是國家恐怖主義。誰是恐怖主義的問題，又被提出來。依照學術界的傳統定義，恐怖主義是指對平民或民用設施進行攻擊製造恐怖以實現政治目標的行為。在此次軍事衝突中，以色列與真主黨的軍事行動都符合上述攻擊平民、製造恐怖、實現政治目標的三項標準。“9·11事件”以來，國際社會一直無法就什麼是恐怖主義達成共識，甚至“恐怖主義”這個詞也變得更加不知所雲。由於媒體經常報道說恐怖主義分子襲擊了美軍，於是，對軍事目標的打擊也被視為是恐怖主義行為。恐怖主義概念的泛化使得人們更加難以對國際軍事衝突進行對錯的判斷。恐怖主義已成為邪惡勢力的代稱，因此，所有相互敵對的軍事勢力都稱對方為恐怖主義。你的恐怖主義者是我的自由戰士，這已成為一種國際規律。隻要存在軍事暴力衝突，國際社會就無法對恐怖主義一詞達成共識。
總之，以色列與真主黨的軍事衝突表明，國際政治的無政府性質是國際事務缺少對錯標準，以及國際關係不斷重複曆史的根本原因。
“金磚四國”合作將給中國帶來什麼？
本文是筆者於2009年5月接受《中國報道》采訪時的訪談實錄。
世界的三大經濟力量變成了美、歐和以“金磚四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中國在複興的道路中到底需不需要盟友？
全球金融危機下，“金磚四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代表，成為世界經濟領域裏一個新的政治聲音。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在2008年12月份就曾表示，2009年6月份，“金磚四國”在俄羅斯的首次峰會將製定四個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相互協作機製。四國將在哪些領域加強合作？這對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將帶來哪些影響？中國的周邊外交是否會因此有所調整？帶著這些問題，本刊記者采訪了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閻學通教授。
四國合作的源動力很大
中國報道：“金磚四國”的首次峰會將製定四個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相互協作機製，您認為這個機製能否建立起來？四國將在哪些領域加強合作？
閻學通：華盛頓和倫敦的兩次20國金融峰會使得“金磚四國”發現他們有一個共同利益點，即都希望對國際貨幣基金進行改革，希望通過提高四國在國際貨幣基金裏的提款權來擴大自己在國際金融體係中的地位和發言權。同時，四國意識到，單提高一家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規定，重大決策的投票要超過85%才能獲得通過，因此要擁有15%以上的投票權才能否決，歐盟國家有32%，美國有17%，都擁有否決權。現在歐盟的國內生產總值是16萬多億美元，美國是13萬多億美元，而“金磚四國”加在一起8。8萬億美元，如果按GDP分配投票權，“金磚四國”合起來就能超過了15%，所以四國在一起合作是有意義的。
我個人認為，四國建立合作機製的動力很大，達成共識的可能性很大，要求改變國際貨幣基金體係條約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是，他們能不能爭取到提高他們在國際貨幣基金的份額，並達到按GDP分配投票權那個目標，目前還不好說。因為這不是四國所能決定的，還得看歐美讓不讓步。但目前，四國之間在本幣結算和貿易彙換領域進行合作是可能的，他們在全球金融體製改革中可以保持一個政治聲音，統一思想，統一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