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內，中、俄的經濟規模隻能從程度上改變與日、歐強國的實力地位關係，但如果中、俄的軍事和政治實力能保持與經濟實力的同步增長，將可以較大幅度地拉大中、俄與其他強國之間的綜合實力差距。軍事上，中國的太空行走使中國成為與美、俄並列的世界第三個擁有這一技術的國家，到2011年還能取得新的進展。2008年中國國防開支預算為4099。4億人民幣（約600億美元）為世界第二，2009年俄羅斯國防開支預算將增加至468億美元，接近日本水平。到2011年，中、俄國防開支將仍小於美國但將會大於其他強國。在政治上，中共十七大提出了“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開放戰略。如果這種戰略包括了政治、軍事和文化走出去，則可能較快提高中國的國際政治影響力。俄羅斯采取了逆境中崛起的戰略，其主動運用軍事實力的政策必然能較大幅度地提高其國際政治影響力。由於綜合實力是政治操作力與資源性實力的乘積，因此政治操作力的提高，將能加速中、俄兩國綜合實力的增長。相反，日、歐則可能會因經濟困難減少國防開支，加上金融危機可能減少其對國際事務的卷入，因此日、歐大國的綜合實力地位將呈下降趨勢。
關係疏遠競爭加劇
大國戰略合作關係將有形無實。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大國之間建立了許多戰略合作關係。2008年的俄格戰爭是對這些戰略關係性質的檢驗。通過大國對於這場戰爭的態度和立場，我們可以看到冷戰後形成的大國戰略合作關係虛多實少，很大程度上是用於掩蓋大國間的戰略矛盾。俄格戰爭是美俄之間的正麵戰略衝突。麵對這場衝突，除英國保持與美國相同立場外，其他大國都力圖在美俄之間保持獨立的立場。法、德、日雖為美國的軍事盟友，但都與美國保持了政策距離；中國和印度則堅持不結盟政策采取中立立場，未滿足俄羅斯的要求。大國在俄格戰爭中獨善其身的政策，意味著今後各大國將采取更加獨立的政策，戰略夥伴關係將有其名無其實。現有大國戰略關係的發展方向將可能從減少衝突增加合作向名為合作實為競爭的方向轉化，“戰略夥伴關係”將成為“非敵非友”的委婉說法，隻要是非全麵對抗的敵國都可稱為戰略夥伴。大國對發展綜合性戰略合作關係的熱情有下降趨勢，而一事一議式的合作趨勢則有上升的可能。
大國戰略摩擦加深。冷戰結束後，由於美國的超強實力難以抵抗，多強在與美國發生摩擦時多是采取忍耐政策，因此許多摩擦都以其他大國忍讓的方式化解。2008年的金融危機將削弱美國強行壓製其他大國的實力，這將提高美國與其他大國間的戰略摩擦向戰略對抗轉化的危險。與俄格戰爭削弱大國互信的作用相同，2008年的金融危機也有削弱大國戰略互信的作用。金融危機麵前，各大國采取了大難臨頭各自飛的策略，七國集團的歐洲成員發表聲明拒絕了美國集體救市的建議。歐洲首腦會議在集體救市方案上也未能達成一致。由於美國強製力下降和大國互信遭到削弱，因此戰略猜疑將可能提升大國間發生嚴重戰略摩擦的概率。中歐在控製氣候變暖和貿易壁壘問題上的摩擦、中俄與美國在太空非軍事化問題上的摩擦、中日在聯合國改革問題上的摩擦、俄美在伊朗核問題上的摩擦、美歐在穩定金融市場問題上的摩擦、美日在朝鮮核問題上的摩擦，以及中俄和美俄在石油管道建設上的摩擦等都有進一步加深的可能。
大國戰略競爭加劇。大國間的戰略競爭從沒有停止過，但在不同的時期競爭內容、形式和程度不同。在氣候變暖、金融危機和俄格戰爭這三個因素同時作用下，今後大國競爭的內容、形式和程度都會有所變化。從內容上講，國際主導權的爭奪有向控製氣候變暖領域轉移的可能。國際主導權的爭奪在冷戰時期表現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種政治製度的對立，冷戰後表現為和平發展與民主人權之間的對立，而今後則可能轉向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之間的對立。氣候變暖正在成為人類最大的共同威脅，是否控製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成為一個比是否維護人權還重要的道德問題，因此在這一問題上掌有主導權將可能成為擁有世界主導權的必要條件之一。這意味著國際主導權的爭奪將從軍事、政治、經濟領域向環保領域擴展。
從形式上講，大國對權力的爭奪將可能更多地表現為問題性同盟間的對抗，而非固定式同盟間的對抗。大國間的互信日益減少，將使得大國關係向類似於一戰前那種多邊相互製約的戰略關係發展，而不太可能重返冷戰時期那種固定式的同盟對抗關係。2005年以來美、日提倡的民主國家同盟未能取得任何進展，從一個側麵反映了重回冷戰的可能性很低。然而，問題性同盟會使得大國關係更加不確定，從而進一步減少互信。今後三年內，大國關係將可能出現缺少互信→關係不穩定→更少互信→關係更不穩定的現象。美國政府2008年10月3日通知國會決定售台武器，這一行為被中國國防部批為不遵守“8·17公報”的承諾，是“言而無信”，這也許是個征兆。
從程度上講，大國相互妥協的意願將可能下降，采取報複性措施的行為有增多的可能。受全球性金融危機的影響，大國麵臨的經濟環境都將不如以往，其國內的經濟困難都將有增無減。國內經濟困難的增加，特別是失業壓力的上升，將使得各大國都難以在經濟摩擦中采取妥協政策。這容易使經濟摩擦政治化，從而形成相互報複的惡性循環。2008年10月歐盟宣布延長對中國鞋的反傾銷稅，中國政府表示反對，並不排除中國會采取相應的報複措施。
抓住機遇加快崛起
麵對國際格局發展的可能趨勢，如何應對是中國當前麵臨的一個戰略問題。筆者認為，中國應從自身實力地位已經變化了的角度出發，考慮國家宏觀戰略利益目標和對外策略的有效性。北京奧運會的現代化程度使所有發達國家為之瞠目，中國奧運金牌總數超過美國，這使得國際社會不再認為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對中國承擔國際責任的期望值大幅上升。繼續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原則指導中國對外戰略，將難以建立中國是負責任大國的形象，難以提高中國的國際政治動員力。由於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外彙儲備國和第二大貿易出口國，因此繼續增加外彙資產已非中國的戰略利益。由於“台獨”問題引發軍事衝突的危險大大下降，與此同時中國海外人員和財產所麵臨的非傳統安全威脅不斷上升，因此以遏製“台獨”為核心的國防建設方針也已不適應新的安全需要。及時調整中國對外戰略，將有利於此次國際格局的變化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發展。
采取主動外交，提高戰略信譽。在2009—2011年期間，金融危機將起到加快縮小中國與美國在軍事實力和經濟實力上差距的作用，但這場危機本身卻沒有自動縮小中美在國際號召力方麵的差距。能否在此次國際格局變化中提升中國的國際號召力，則主要取決於中國的對外戰略。為此，中國可考慮以提高國際戰略信譽為外交首要目標。為此，中國可考慮承擔與綜合國力第二大國相一致的國際責任，同時增加中國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的份額；主動對國際衝突進行斡旋，無論成功與否都應體現中國對國際事務的關心與參與；主動就控製金融危機、控製氣候變暖標準、聯合國改革方案、多哈回合談判和太空非武器化等全球性問題提出建議。
強壯金融市場，提升經濟能力。國家與企業的經濟責任不同，前者是增強國家的經濟能力，後者是增加企業的利潤收入。麵對目前的金融危機，對外彙資產進行保值或增加外彙資產的策略都是企業性的戰略。這種戰略並不能改變中國不是國際金融中心之一的地位，提高不了中國的金融產業能力。中國對外經濟關係長期依賴於大量外彙儲備為保障，影響了中國金融資源產生最大效益。中國金融業麵臨的最大問題不是外彙資產不足，而是金融產業能力不強，缺少國際金融控製力。中國應以提高金融產業能力為應對這場金融危機的戰略目標。利用這場危機，將外彙資產用於壯大中國的金融產業，為盡快建成一兩個世界金融中心奠定基礎。當中國有了華爾街那種金融產業能力，世界金融格局必然向有利於中國的方向轉變，中國的世界經濟地位也必將大幅提高。金融產業能力的根本是金融人才的質量。在國際金融業蕭條之際，可考慮利用中國外彙資產吸引一流的金融人才到中國工作。
加快國防建設，改善安全環境。俄格戰爭發生後，美國沒有采取直接介入衝突的軍事行動。這場戰爭測試出了美國海外用武的界限，即美國無力在核國家的鄰國與核國家進行戰爭。眼下的金融危機以及伊拉克戰爭給美國帶來的困境，將進一步壓縮其海外用武的界限。中國國家利益擴展最為廣泛的地區是我國的周邊，無論是人員往來還是經濟活動都是周邊地區多於其他地區。中國的國防力量在較長時期內還不可能成為全球性的軍事力量，但將國防建設目標局限於台灣海峽也不符合中國的安全需求。因此，可考慮將提高中國國防力量的周邊影響力作為中國國防建設的中期戰略目標。這既可最大限度地為中國海外利益提供安全保障，也符合中國現有的軍事力量基礎，並能順應國際格局的變化趨勢。
冷戰的兩極格局持續了40多年，冷戰後形成的一超多強格局也已經持續了17年。2008年僅標誌著美國的霸權弱化，但我們還難以判斷一超多強格局會持續多久。管子言：“君人者有道，霸王者有時。國修而鄰國無道，霸王之資也。”一超多強格局的質變將取決於兩個因素：一是新興大國是否能采取正確的崛起戰略，二是美國是否繼續犯重大戰略錯誤。目前發生的金融危機尚不能使美國全麵衰落，但中國應對這場危機的戰略正確與否，卻決定著在未來三年內能否較大幅度地提升自身的國際地位。
2020年，國際格局會怎樣？
2005年，筆者對冷戰結束後13年的國際格局變化情況做了分析，並對今後15年的國際形勢做出了預測。目前看來，2005到2009年這四年間的國際格局趨勢與筆者當初的預測基本一致，所以這篇文章仍然有其意義所在，仍然可以代表作者對未來國際格局發展的一種基本判斷。
分析冷戰結束以來13年國際格局的變化情況，有助於我們預測今後15年國際格局的變化趨勢。國際格局包括大國實力對比和大國戰略關係兩個方麵，因此，我們可從冷戰後大國實力對比和戰略關係兩個方麵分析國際格局的變化，並以此為依據預測今後這兩個方麵的變化。
1992—2005年的13年間，大國實力與戰略關係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蘇聯於1991年解體，這標誌著冷戰結束的過程最終完成。蘇聯解體後，世界大國的實力對比被稱為一超多強。世界大國按實力分為三個等級。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大國，政治、軍事、經濟三個方麵都首屈一指。俄羅斯和日本分別在軍事和經濟方麵與美國是同一等級，因此成為第二等級的大國。德國、法國、英國和中國是第三等級。此時的印度還未被認為是一超多強中的多強之一。
到了2005年，世界大國按實力還可以分為三個等級。美國仍是唯一的超級大國，並且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三個領域分別保持了絕對領先地位。第二等級大國則是中國和日本，中國的綜合實力已是多強之首。第三等級大國有法國、德國、俄羅斯、英國和印度。此時印度進入多強行列，但居於多強之末。
觀察1992年和2005年的大國實力對比，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是實力地位提升最多的國家，從三等大國上升為二等大國，並成為多強之首。其次是印度，從不是多強進入多強行列。而實力地位下降最多的國家則是俄羅斯，不僅從二等大國降為三等大國，而且從多強之首降為多強中的弱者。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的等級地位沒有發生變化，但相對於中國和印度而言則是相對實力下降。
大國實力對比變化必然要引起大國戰略關係變化。蘇聯解體後，大國的戰略關係可以分為三種：友好、中立和敵對。此時，美國有效地團結西方國家，美、英、日、德、法之間的盟友關係基本上是完好的，沒有明顯的裂痕。俄羅斯向西方靠攏，但還未被西方接受。印度雖然是一個不結盟國家，但其政治立場也是傾向西方的。中國則因1989年的政治風波還在遭受西方國家的集體製裁，處於一種國際孤立狀態。
到了2005年，大國的戰略關係仍可分為友好、中立、敵對三種，但它們之間的關係組合已發生了重大變化。美、英、日繼續保持了戰略一體性，印度保持了中立地位，中、俄、法、德四國形成戰略一致性較強的合作關係。
比較1992年和2005年的大國戰略關係，我們可以發現，大國戰略關係的變化情況比其實力地位變化要大得多。美國的支持者明顯減少，其領導的西方戰略俱樂部出現重大分裂。中國擺脫了孤立狀態，與俄、法、德建立了戰略合作關係，並且改善了與印度的關係。2005年的日中關係還不如1992年，日本與俄國關係經過一段改善、停滯、後退的過程重新回到1992年水平。法德兩國與美國在戰略問題上的分歧不斷擴大，同期加強了與俄羅斯和中國的戰略合作。英國雖然一直保持著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但同時也改善了與法、德、中、俄等國的關係。印度保持了中立地位，但同時與美國和中國都改善了關係。這意味著，2005年英國和印度是所有大國中擁有最佳戰略關係的國家。
在此13年間，以大國實力對比和戰略關係變化為背景，國際格局也在變。單從大國實力對比和大國戰略關係兩個方麵分析此13年間國際格局的變化，我們可以認為，一超多強的性質沒有發生變化，隻是程度發生了變化。也就是美國的主導地位未變，但已經弱化；多強實力無一屬於美國等級，但多強自主聯合不願屈從於美的勢頭已經形成。美國主導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並不在於其硬實力，而在於其軟實力。以往13年，美國的硬實力增長並不慢，但發動沒有國際法理基礎的伊拉克戰爭，使其國際動員能力大幅下降。
根據冷戰後13年的國際格局變化經驗，我們可以看出三個變化趨勢。一是美國的霸權心態及其謀霸活動是其實力地位衰落的根本原因。美國強行在世界範圍貫徹自己的政治意誌，其單邊主義政策必將使其不斷失去國際政治動員能力。二是中國實力地位的快速提高，是國際格局發生變化的另一重要原因。今後這一因素對國際格局變化的影響力將日益加大，並成為國際格局發生變化的首要原因。三是在大國中，發達國家的實力增長速度低於發展中國家，因此多強中早期實現工業化的國家的實力地位相對下降，而後工業化國家的實力地位將呈上升之勢。
根據過去13年大國實力對比及其戰略關係與國際格局的變化，我們可以對2020年的國際格局進行大致推測。當然，以人類的現有知識，要精確預測15年後的國際格局，即使不是高不可攀，也會非常困難。為了降低預測的猜測成分，本人還是從大國實力對比和大國戰略關係兩個層麵預測。
2020年將可能出現兩超多強的實力對比。此時，世界大國仍可分成三個等級：超級大國、準超級大國和強國。超級大國仍是美國。美國硬實力可以保持繼續增長，但軟實力繼續下降，到2020年仍可保持超級大國地位，但其地位將遠低於2005年。中國在今後15年軟硬實力都將呈增長趨勢，到2020年綜合實力將處於美國與其他強國之間的水平。其他強國將處在同一等級，但它們的實力地位變化趨勢將不同。印度和俄羅斯的實力地位可能呈上升趨勢，而法、英、日、德則可能呈相對下降趨勢。
2020年的大國戰略關係出現冷戰時期那種兩大集團全麵對立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我們仍可將大國關係分為友好、中立和敵對三種。屆時，美領導下的政治聯盟將主要是美日同盟，同時中、俄、法、德四國戰略合作關係將更加緊密，有可能建立一個鬆散的無約束力的政治聯盟。2020年的英國雖然繼續保持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但其戰略立場將比現在更接近於中立，有可能在兩大聯盟之間保持等距離關係。印度繼續保持中立立場，但與美日的關係將遠於與中、俄、法、德的關係。
2020年的國際格局有多種可能性，從預測角度來講，在此隻討論本人認為可能性較大的兩種格局。綜合考慮2020年可能的大國實力對比和大國戰略關係，那時可能性較大的國際格局是一超多強或兩超多強。第一種，由於今後15年實力對比和大國戰略關係的變化程度還不足以從性質上改變冷戰後形成的一超多強格局，因此2020年的國際格局雖肯定會與現在有很大差別，但仍是一超多強的一種。第二種則是實力對比與戰略關係的變化大到足以改變一超多強格局的性質，形成兩超多強格局。美國作為超級大國與日本結盟，中國作為準超級大國與俄、法、德等國結成鬆散的政治聯盟，英國和印度采取中立。
為了更明確一超多強與兩超多強格局的性質，我們可以將兩者簡單化。將前者視為一極格局多種形態中的一種，後者視為兩極格局多種形態中的一種。從宏觀上講，曆史有可能再現，冷戰兩極格局40多年後形成一極格局；冷戰後的一極格局維持30～40年後，再次出現兩極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