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化中的世界與中國
2006年，筆者分析了美國“9·11事件”以來國際形勢的新變化，並據此指出：中國的崛起不應該單純依靠偶然的機遇，而更應努力去創造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國際環境，不能坐等“第二塊餡餅”掉下來。在充滿變化和不確定因素的當今世界，中國如何把握機遇，迎接挑戰，是一個需要不斷思考和探索的問題。
我們要分析“9·11事件”以來的國際形勢變化，就需要明確這種變化的比較時間。“9·11”發生在2001年，因此我們需要比較2001年前後的不同。2001年以前是一個太長的時間概念，冷戰、二戰、一戰都屬於2001年以前。為此，我想把比較的時間控製在冷戰結束後，即1991年蘇聯解體後。也就是說，我在這裏比較1992—2000年的國際形勢與2001年迄今的國際形勢有什麼不同。我想就國家行為體係性質、國際格局、國際規範、國際主要矛盾、國際安全五個方麵的變化做一點評論，最後再談一點中國的對外政策問題。
首先，國際行為體係的變化。美國的霸權性質減弱，強權性質增強。依照中國先秦學者們對國家性質的分類，國家行為體隻有三種，即強權國、霸權國和王權國。強權國是以軍事為手段進行擴張的國家，不遵守國際條約；霸權國也進行軍事擴張，但它對盟友講誠信，履行已簽署的國際條約；王權國則是以軍事手段維持國際規範，帶頭履行國際條約的國家。根據這種國家行為體的性質區別標準，我們可以看到，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時是個霸權國，“9·11”後逐漸向強權國轉變。霸權與強權的本質區別是：前者講誠信，遵守已簽署的國際規範；後者不講誠信，不遵守國際規範。20世紀90年代，美國在軍控條約和世貿規則方麵是一個規則推動者。2001年布什上台後，特別是“9·11”後，美國逐漸成為國際規則的破壞者。為了發展反導係統，美國單方麵退出了ABM條約。為了牽製中國，美國違背NPT條約規定，與未簽署NPT條約的印度進行核合作；為了加強在東亞的軍事存在，美國違背MT—CR規定，向日本出口導彈技術。最為突出的事例是美國不遵守聯合國憲章規定，2003年發動了對伊拉克的戰爭。美國國家性質由霸權向強權的變化，不僅受到其傳統盟友的批評，而且受到國內反對派的批評。布什之後的美國領導人是否能阻止或改變美國從霸權國轉向強權國的趨勢還難以判斷，如果民主黨上台，美國重新回到克林頓霸權道路上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美國違背國際規範的政策取向不可避免地起到帶頭作用，使許多國家跟進，在條件具備的情況下違背國際規範。在美國向強權性質國家轉變的同時，一些大國的性質也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這些國家正在從重經濟向重軍事方向發展。最為突出的例子是日本。小泉2001年上台後，改變了二戰後日本首相吉田茂的“吉田三原則”，將走經濟大國道路改為建立政治大國的目標，修改和平憲法，恢複國家戰爭權，將防衛廳提升為防衛省。普京上台後，強調國防建設是重新恢複俄大國地位的基礎，因此鼓勵軍工發展，增加國防開支，加強國防科技投入，增強軍事力量的建設。印度在“9·11”前就重視軍事建設，之後也沒有什麼變化。印度自1998年進行核試驗後一直在加強核武器開發，同時還在加強常規軍事力量的建設。2002年的中國《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經濟建設與國防建設協調發展的政策。在大國中，沒有明顯強調國防力量建設的國家是英國、法國和德國。
“9·11”以來，非國家行為體變化的最突出一點是非政府組織的軍事實力明顯提高。近年來，無軍事暴力的非國家行為體，如跨國公司、綠色和平組織、人權組織等對國際規則的影響力有所上升。但是，這些非軍事的非政府組織的影響力上升速度遠不如軍事的非政府組織。美國在2001年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削弱了塔利班的軍事力量，但是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卻提高了中東地區許多反美軍事組織的力量。伊戰前，伊拉克反政府組織的軍事能力很低，而現在它們不但影響伊政治形勢，而且影響整個中東地區，甚至影響全球石油價格。在2006年的以黎（真主黨）戰爭中，以色列正規軍未能預期到戰爭的結果是它無力清除真主黨武裝力量。這充分表明中東非國家行為體已經具有與國家正規軍較量的能力。美國在伊拉克陷入的困境，說明非國家行為體的軍事能力在增強。剛果的內戰和蘇丹達爾富爾地區的軍事衝突不斷，表明沒有國際武裝力量能平息那裏的軍事衝突。近年來，學者們隻關注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舞台上的經濟和政治作用，而並沒有預期到非國家行為體的國際軍事作用。這種意外也表明非國家行為體軍事力量的增強。
其次，國際格局的變化。冷戰後形成的一超多強格局在“9·11”之後沒有發生性質變化。美國仍是唯一的超級大國，多強中還沒有任何一國能與美國平起平坐。冷戰結束時，一些學者認為國際格局將從兩極格局轉化為多極格局。在20世紀90年代國際格局並未形成多極，“9·11”以來多極格局仍未出現。與冷戰結束初期多極化趨勢相比，今天的多極化仍隻是國際格局變化的一種可能趨勢，而且這種趨勢的可能性並未加大，多極化的速度也未加快，多極化的跡象也未增多。恰恰相反，在多極化作為一種國際格局變化可能存在的同時，出現了國際格局重新回歸兩極的可能。目前，國際格局兩極化的可能性並不比多極化的可能性大，但兩極化的可能性則是90年代初所沒有的。刪除15到20年後，世界格局到底是兩極還是多極，現在還無法判斷。但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今後即使出現新的兩極格局也將與冷戰時期的兩極格局不一樣。以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意識形態之爭為基礎的兩極格局是不會出現的。
第三，國際規範的變化。“9·11”後國際形勢變化較為突出的方麵是國際規範的變化，特別是雙重標準的規範正被國際社會所接受。大國采取雙重標準的政策是國際政治中的普遍現象，一般是大國一方麵自己采取雙重標準政策，另一方麵批評他國采取雙重標準。相對於20世紀90年代，“9·11”後大國批評別國采取雙重標準政策的現象減少，國際輿論對大國的雙重標準政策批評也減少。繼續批評大國雙重標準政策的國家是少數國家，如朝鮮、委內瑞拉、伊朗、古巴等。例如，國際社會在防止朝鮮和伊朗發展核武器的同時，默許了印度發展核武器的權力。在阻止伊朗按NPT條約規定建立民用核設施的同時，美國與不簽署NPT的印度進行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而且沒有大國采取反對立場。國際社會在防止導彈技術向美國的敵國擴散的同時，沒有大國反對美國與盟友進行反導導彈技術合作。這意味著，國際社會開始依據身份差別執行國際規範。即大國可以做的事，小國是不可以的；盟友可以做，敵手不可以做；而且國際社會開始用雙重標準作為判斷標準。
“9·11”後反恐成為發動戰爭的合法理由。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得到了所有大國的支持，而未以反恐為由發動的伊拉克戰爭沒有得到國際支持。美國和以色列以反恐為名發動對黎巴嫩真主黨的戰爭，國際社會沒有反對。甚至以軍故意轟炸聯合國觀察站，造成聯合國觀察員死亡後，國際社會也沒有譴責以色列。聯合國沒有任何譴責以色列的決議，隻是通過了一個無約束力的、沒有譴責字樣的、不針對以色列的主席聲明。國際社會之所以不認為有必要譴責以色列，因為這場戰爭是由美國支持發動的。如果這場戰爭是中東小國發動的，國際社會必然要譴責發動戰爭的國家。
國際社會在國際規則的製定上出現了新趨勢，就是國際規則是約束既定對象國家的，而並非所有簽字國都需要執行條約。國際行動的合法性也將更多取決於采取行動國家的性質，而不是采取的行動是否符合國際規定。例如，對中國這樣的非西方國家可以實行軍事製裁，但對以色列在戰爭中使用違反國際規定的子母彈，就未發生國際軍事製裁，因為以色列是西方國家。哈馬斯政府和查韋斯政府雖是選舉產生，但這些政府的反美立場決定了它們不會被認作是民主政權，而親美的黎巴嫩政府就算是民主政權。台灣民眾靜坐倒扁就得不到西方國家的政治支持，甚至國際媒體都很少報道，而獨聯體國家的民眾反政府集會則成為西方大國支持的民主運動。國際經濟規則的製定也出現雙重標準，對貿易逆差國執行自由貿易政策，對貿易順差國實行公平貿易原則。這種雙重標準使WTO“多哈回合”談判止步不前。
第四，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發生了一些變化。“9·11”前美國鞏固其霸主地位的戰略目標與多強有矛盾，其後是美國霸主地位與非政府組織的武裝力量有矛盾。美國成為冷戰後世界霸主後，其主要目標是迫使其他大國接受它的領導地位，並防範多強崛起與之爭霸。“9·11事件”給了美國領導世界反恐的合法地位，多強對美國霸權的威脅下降，但同時非政府武裝力量對美國霸權的挑戰上升，於是美國鞏固霸權的戰略任務轉向打擊非政府軍事組織和支持這些組織的國家，這些國家被國際媒體稱為恐怖主義國家。美國一方麵利用非政府組織在別國搞“顏色革命”，一方麵堅決打壓針對美的非政府組織。“9·11”後美國與反美的非政府軍事組織之間的矛盾成為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反恐對國際政治和國際安全的影響超過了世界上任何一件事的影響力。沒有哪一對矛盾對世界政治的影響力大於這對矛盾。
“9·11”後文明衝突弱化了。當亨廷頓提出世界主要矛盾是文明衝突時，國際上不同文明之間的戰略對立情況比“9·11”後還嚴重。“9·11”後不同文明之間的戰略對立反而減弱了。美國發動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都得到了代表伊斯蘭文明的政府的支持。以色列發動對黎巴嫩真主黨的軍事打擊時，一些以遜尼派當權的阿拉伯國家一開始是譴責真主黨而非以色列。“9·11”後大的文明間矛盾在弱化，而文明內部的矛盾在上升。例如，儒教文明內部的中日兩國戰略對立日益嚴重，雙方在日本“入常”問題上公開對抗。基督教文明內部的美國與法國、德國在伊拉克戰爭問題上發生嚴重對立；穆斯林文明內部，遜尼派與什葉派的鬥爭變得突出，這已成為伊拉克內戰危險的最大刺激因素，超過美軍與穆斯林極端勢力間的矛盾。一些以遜尼派人口為主的中東國家政府，非常擔心什葉派上台。美國與穆斯林之間的矛盾不是促進了穆斯林內部的統一，而是加劇了穆斯林的對立。在東正教文明內部，俄羅斯與烏克蘭的矛盾日益尖銳。
與20世紀90年代比，“9·11”後世界對經濟發展的關注程度降低了許多，國際社會對戰爭的關注程度遠遠超過了對發展問題的關注。以戰爭為中心的國家不是越來越少，而是越來越多。“9·11”後，美國是以戰爭為中心，這是不爭的事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長期以戰爭為中心，這改變不了。朝鮮、伊朗、古巴、委內瑞拉都以準備戰爭為中心，隨時準備與美國發生戰爭。現在處於戰爭中的國家比20世紀90年代隻多不少，1992—2000年，全球重大武裝衝突次數最多的1993年是31起；“9·11”後，2002年為21起。以後不斷上升，2004年和2005年分別是36起和39起。由於軍事衝突增加，聯合國對全球事務關注的重點轉向安全問題，對發展問題關心得越來越少。
20世紀90年代世界的兩大潮流是市場化與民主化，而“9·11”後世界的兩大潮流則是反恐和貿易保護主義。“9·11”後市場化的趨勢沒有減弱，但貿易保護主義和貿易爭端加劇。與此同時，民主化勢頭開始下降，90年代那種全球範圍內的民主化勢頭現在已經沒那麼強勁了。民主化勢頭的減弱，一是因為美國在民主政權上的雙重標準，為了戰爭與“非民主”國家進行軍事合作；二是冷戰後絕大多數戰爭都是由民主國家發動的，“非民主”國家是遭受軍事打擊的國家。“9·11”後未發生像薩達姆侵略科威特那樣“非民主”國家發動的戰爭。西方民主國家不斷發動戰爭，使得西方推行的民主化運動在非西方國家的合法性嚴重下降。
第五，國際安全形勢是“越反越恐”。“9·11”發生時機場的安檢還隻是不讓帶金屬工具，後來是不讓帶液體，再後來是手機電池也不讓帶。美國最近的調查表明，1/3的受訪者表示因機場安檢太嚴格而不願乘坐飛機。“9·11”以來，參加軍事反恐越起勁的國家，它們麵臨的恐怖主義威脅就越上升；不參加反恐的國家反而不麵臨恐怖主義威脅。如非洲許多國家麵臨的恐怖主義威脅都遠遠小於英國、意大利、西班牙這些向伊拉克派兵的國家。由於反恐政策的積極程度與被恐怖主義攻擊的可能性成正相關，於是許多積極參加軍事反恐的政府麵臨著國內民眾日益增多的不滿，民眾抱怨政府的反恐政策引來了新的安全威脅。
武器擴散的趨勢是在加強而不是減弱。朝鮮退出了NPT條約，伊朗表示有退出NPT條約的準備。導彈技術已不再是擴散與否的問題，而是導彈技術被更廣泛地用於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以黎戰爭，衝突雙方都以導彈為主要武器。導彈技術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掌握，導彈的技術水平也不斷提高。真主黨在黎以衝突中使用的導彈表明導彈正在成為一種最經常使用的武器。世界上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國家進行導彈試射，遠則上千公裏，短則幾十公裏。導彈家族已經成為現代武器中發展速度最快的武器類別。
第六，中國的國際環境變化很大。“9·11”後中國麵臨的國際戰略環境好於20世紀90年代，其主要原因是美國將戰略任務集中在與中東和軍事非政府組織的軍事鬥爭上，防範大國崛起一時不再是美國首要的戰略任務，這使中國麵臨的國際戰略環境有了很大改善。然而，這個有利的戰略機遇期並不是我們努力爭取來的，而是國際形勢意外發展造成的。今後是否還會有新的外來機遇不得而知。當一個大國崛起時，意外的機遇有時會接蹱而至。但是，中國的對外政策不能以意外機遇為出發點，而應立足於自己的努力。中國能否利用好現在這個國際環境，需要今後的曆史來回答。但是有一個道理是不會錯的，那就是天助自助者。如果我們的對外政策不是立足於自己的努力去創造有利於中國崛起的國際環境，而是等待下一個意外的機遇，等待天上掉“第二個餡餅”，則有可能失去現有的崛起機遇。
中國的機遇
2008年下半年的俄格戰爭、北京奧運會和美國金融危機，使許多人感到國際格局要發生變化，甚至有人以奧運會開幕式和俄格戰爭爆發的日期為名，將下一個國際格局命名為“8·8”格局。目前的國際格局會有什麼變化？這次的變化對中國崛起有什麼影響呢？管子曰：“夫先王所以王者，資鄰國之舉不當也。舉而不當，此鄰敵之所以得意也。”冷戰結束以來中國的崛起過程印證了管子的這一見解。1991年的蘇聯解體使中國實力從小於俄羅斯變為大於俄羅斯；1997—1998年的東亞金融危機使中國取代日本先後成為東亞地區最大進口國和世界第三大貿易國；2001年的“9·11事件”後美國將反恐作為國家首要戰略任務，使中國不再是霸權國的首要防範對象；2003年美國發動的伊拉克戰爭使其國際道義形象受損，相應提高了中國的和平形象。本文試從大國實力對比和大國戰略關係的角度，分析國際格局在2009—2011年間的變化趨勢及目前這場金融危機可能為中國崛起提供的機遇。
一超弱化多強易位
美國世界霸主的地位將弱化到冷戰以來的最低點。軍事上，美國的威懾效力下降。在其軍事威懾下，冷戰後沒有任何國家敢在未得到美國默許的情況下對他國進行軍事打擊並實行軍事占領。2008年的俄格戰爭，是冷戰結束以來一個非西方國家首次敢對鄰國進行軍事打擊和占領的行動，而且沒有遭受軍事和經濟製裁。這表明美國已不能有效嚇阻非西方國家在境外使用武力。經濟上，美國經濟模式吸引力開始下降。2008年的金融危機，使人們開始懷疑美式市場經濟模式，而美政府出資7000億美元挽救股市的政策，更是動搖了人們對自由經濟原則的信仰。政治上，美國世界第一的形象開始暗淡。在2008年的北京奧運會上，美國失去了冷戰後無單一國家可與其爭奪奧運金牌總數第一的輝煌地位。目前的金融危機使美國的霸主地位弱化，能否扭轉這一弱化趨勢則取決於其新政府的戰略和其他大國的策略。
中國與俄羅斯的實力地位將可能在此次金融危機中分別得到提升。目前發生的這場金融危機是全球性的，各主要大國的經濟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響，中、俄的經濟增長速度也會有所減緩。然而，國際實力地位是由相對實力決定的。如燭之武所言：“鄰之厚，君之薄也。”也就是說，在所有國家的經濟實力都受損於這場危機時，受損小的國家的實力地位將上升。中、俄很可能成為這場危機中受損最小的兩個大國。中、俄兩國政府對國內經濟的行政控製力大於美、日、歐，因而有較強的應對危機能力。中國內需市場尚未得到充分開發，因此，通過擴大內需可減少國際市場萎縮的負麵影響。俄羅斯經濟主要靠石油出口，隻要油價保持在90美元以上，俄GDP就能保持7%的增長。中、俄具有美、日、歐所沒有的這些應對危機的優勢，有可能使中、俄2008—2010年的GDP年均增長率分別保持在8%和6。5%以上，而同期美、日、歐的年均增長率則可能在-1%~1%之間。這意味著，中、俄GDP年均增長率分別比美、日、歐多7~9個和5。5~7。5個百分點。到2011年年初時，這個差別加上人民幣升值因素將可能使中國的GDP接近世界第二的日本，俄羅斯的GDP則有可能從2007年的第11位上升至第8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