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清末的仁人誌士們提出了“民族複興”的口號，冷戰後這一口號被“中國崛起”所取代。進入21世紀之後，沒有任何事件比中國崛起更能影響全世界。崛起為世界強國是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期盼，但是不同時代的中國人為國家崛起創造的機遇卻不同。回顧新中國崛起的曆史，將有助於我們看清崛起機遇是自己爭取來的，而非上帝賜予的。
2008年的全球經濟危機使國人對於中國崛起的機遇問題有了新認識。決策者與普通民眾都沒有想到一場全球的經濟災難卻使中國國際地位迅速上升，崛起的速度大增。2009年中央領導提出：“我們要進一步增強機遇意識，加強和改進外交運籌，正確把握機遇和挑戰的辯證關係，善於從變化的形勢中把握和運用機遇，善於在嚴峻的挑戰中捕捉和運用機遇，不斷增強工作的前瞻性和主動性。”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20世紀90年代初關於“戰略機遇期”的爭論。
90年代初曾有無數論證我國麵臨“戰略機遇期”的文章。這些文章的核心觀點是，中國麵臨著沒有世界大戰和世界經濟高速增長的戰略機遇期。這個戰略機遇的時間長度是有限的，因此中國應加緊發展經濟，否則以後就沒機會了。然而，2009年的世界經濟危機所展示出來的現實卻與這種觀點完全相反。首先是這次世界經濟的低增長比以往的高增長更有利於提高中國的國際地位。二是，這次經濟危機並沒有縮短中國戰略機遇期的跡象，反而顯示出中國崛起將可能會有更多的機遇。事實上，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崛起就不斷地有戰略機遇，關鍵在於我們是否有效地利用了這些源源不斷的機遇。
1949年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麵臨的國際環境非常險惡，我國靠相當於美國GDP5%的經濟實力與美國進行了朝鮮戰爭。然而，這場戰爭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給中國崛起帶來了迅速繁榮昌盛的機遇。我兒時的親身經驗是，家裏生活寬裕，社會和諧，從不擔心有賊人入室。在“大躍進”時期，聽到大人們議論的是十五年內超英趕美。
沒想到的是，1958年的“大躍進”不但沒有加快中國的崛起，反而是嚴重破壞了中國崛起的物質基礎，削弱了國家的物質實力。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更使國家陷入社會動亂。外交上同時反美反蘇。內外戰略決策的失誤破壞了我國在六七十年代的崛起機遇。“民族複興”成了一個空洞的口號。
20世紀70年代末我國麵臨的國際環境沒有發生重大變化，是我國的改革開放政策為中國崛起創造了新機遇，但是人們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政府和社會隻關注改善貧困，而忽視了國家崛起。直到90年代末，中國崛起仍被視為是烏托邦。1998年我出版了《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書中的“中國崛起”概念遭到許多批評。許多人認為中國人均GDP位於世界130位之後，談中國崛起無異於是新的“大躍進”。
有趣的是，就在國內同仁們批評中國崛起這一概念的同時，國際社會對中國崛起的關注卻不斷升溫。有關中國崛起的問題一時間成為國際學術界和媒體的熱門話題。進入21世紀，俄羅斯學者率先稱中國為“新興超級大國”。從2002年起，中國每年有一兩項重要的宏觀經濟指標超過日本。中國的外彙儲備於2006年超過日本後，否定中國崛起的觀點漸漸失聲。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遽然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這一年G2（中美兩國集團共治）的概念充斥了國內外媒體，認為中國崛起出現新機遇的觀念成為世界主流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