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隱逸的人文意義
隱逸是一種脫離社會主流的生存方式。本書第二章第二節在引據亞裏士多德分離（kekhoriosmene）說追溯腦體分工的人文意義時曾指出，思維主體的心靈為保持獨立自主性而需要脫離日常感性。就此而言，人文知識分子本質上就是脫離（文明）現實者。如本書勞動二重性理論所指出的，受動性謀生是以勞動為內核的社會生活無法淨化掉的屬性，這一屬性主導了迄今的幾千年文明史。這迫使人文知識分子以疏離現實文明的生存方式保障闡釋人文意義的獨立性。因此，隱逸是人文知識分子在世生存的本質特性之一，隱逸性成為人文知識分子普遍的內在精神氣質，那就是：對社會主流與中心一種自覺的間距化或邊緣化。
隱逸超越了個人行為動機。盡管個人生存挫折、喪失親人、信念破滅諸經曆都可構成隱逸的直接動因，但作為一種文明伊始即與之相伴隨的持續曆史現象，隱逸即使為重重厭世氛圍包裹，也依然在總體上構成人類文明—文化運動進程中積極重大的環節。這不僅是本書邏輯分析的結論，也是世界文明史規律性的史實。
湯因比依據大量史實指出，隱逸乃是曆史實現自身前進的一種必不可少的準備條件。因而它是社會曆史行為。【17】他特別強調了出世的隱逸在曆史總體上終歸是積極入世的功能性環節：
退隱可以使這個人物充分認識到他自己內部所有的力量，如果他不能夠暫時擺脫他的社會勞苦和障礙，他的這些力量就不能覺醒。這種退隱可能是他的自願的行為也可能是被他所無法控製的環境逼成的；但是不管怎樣，這種退隱都是一種機會，也許還是一種必要的條件，促成這個隱士（anchorite）的變容；“anchorite”這個字的希臘原意本來是指“分裂”的意思；但是在孤獨中的變容是沒有目的的，也是沒有意義的，除非在他後來重新出現於他所自來的社會環境裏的時候，他變成了一個改變了的人物：人，這種社會動物不可能永遠脫離他所生長的自然環境，如果他脫離了人性，他就會像亞裏士多德所說的那樣，“或是變成了禽獸，或是變成了神”。複出是整個運動的實質，也是它的最終目的。【18】
湯氏“複出”的普遍性當然不應拘泥於個人進退，而應視為作為整體的人文知識分子出世隱逸與其積極的入世功能之間的因果聯係。
隱逸作為生存方式隻是保障人文闡釋的“分離”（kekho-rismene）性條件，而作為隱逸精神的疏離，即與主流社會世俗涵義的價值取向及操作方式自覺間距化的態度，才是更為本質的。但外在的隱逸生存方式與內在的隱逸精神之間的關係在曆史演進中愈漸複雜化，實際存在著多種選擇的可能與模式。
在一個一元化或高度控製的社會中，獨立的人文沉思或價值守護一般隻能以與社會完全脫離隔絕的代價爭得。在社會文明等同於軍事部族的殷周，伯夷、叔齊為超越“以暴易暴”的社會革命，便隻能躲入蠻荒的原始自然界而完全失去文明依托條件，餓死於首陽山。人類曆史至今未能擺脫“以暴易暴”的演變模式，3000年前的中國第一批隱士，終以其生命昭示了超越性的人文烏托邦原則。這種避世甚至以極其悲慘的逃命方式出現。【19】法西斯德國時期知識分子逃離祖國即可視為一種特殊的隱逸。
社會多元化與民主化的標誌之一則是，人文知識分子不僅可以遁於自然，也可以在社會內部獲得寬容空間，甚至在社會生活主流內自在隱逸。後一點標誌著不僅人文知識分子而且社會個體普遍地都享有了獨立與自由。但這當然隻是一個漫長的演進方向。
《文選·反招隱》詩：“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晉書·鄧粲傳》：“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先秦隱士，不僅隱於博徒、賣漿、屠戶酒肆，亦隱於社會基本勞動職業的工農商醫之中。隱者所依托的民間社會，與“江湖”密切相關，在西方近代，則是獨立於政治權威的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20】至於隱於朝，卻實際從來是一句大話。迄今的中外權力統治中心，遠未進化到足以寬容獨立隱逸的地步，事實上有的隻是“伴君如伴虎”或作為權力機器零件的運轉。
因此，隱逸空間的拓展，與民間社會的發展壯大密切相關。在社會內部隱逸，意味著統治中心之外社會邊緣自由地帶的增長。事實上，絕對孤立的個體隱者總是例外。隱者更多是依托與構成種種“小社會”圈子。傳統最為強大的“小社會”當然是宗教，它收納與養育著獨立於世俗權力之外的僧侶階層。但宗教自身又構成為一個新的社會，特別是在政教合一時代，它事實上又蛻化為隱逸的世俗對立物。歐洲近代以後發展起來的沙龍（Salon）文人，在中國明中葉以後圍繞太湖流域蘇州等城市遊怡於詩文、戲曲、繪畫與娛樂場的文人名士圈子，則是城市隱逸（隱於市）的成熟社會形態。這種城市隱逸在當代更寄托於圖書館、同人刊物與叢書編輯、影視集體等現代文化客體而獲得長足的發展。在這種城市隱逸中，出世與入世已完全失去了界限。這裏有著須深入辨析的問題。
隱逸，作為與世俗社會的間距化，包含有至少三種對立麵：①是與世俗社會的集中代表即權力（含意識形態權威話語）的疏離；②是與世俗社會普遍形態即流行生活（生存）方式（時潮）的疏離；③是與無人稱公共集體的疏離。與之對應的則是民主、個性與自由，它們體現著隱逸所造就的脫俗品格的基本含義。
但上述三種疏離又並非並行不悖。城市隱逸針對的主要是權力中心及其話語。明清文人不僅脫離了政治權威、倫常綱紀與科舉製度，而且脫離了士之道統神聖使命責任與學者學術規範，表現出巨大的邊緣化離心消解力量。但這種邊緣化所依托的市民文化（青樓、曲苑）卻恰恰成為那一時代世俗生活的流行內容。從而，如唐寅等名士的個性解放，事實上又成為名傾江南的世俗聲譽中心，由此而構成了新的世俗潮流。這樣的城市隱逸遂以新的無個性時潮與世俗化為代價，在與傳統社會權威中心的對抗中轉化向自己的對立麵。明清文人這一格局在當代重新出現。20世紀90年代之後迅猛發展起來的中國大陸市民文化（從崔健搖滾樂、王朔小說到以調侃為特色的京派電視劇），一方麵成為消解僵化傳統權威中心的重大力量，另一方麵又逐漸走俏走紅而構成新的流行世俗生活中心。這些隨緣自由自在的俳優文人在其疏離權威中心的活動中曾表現出人文意義的隱逸旨趣，但其愈漸聒噪（炒熱起來）的明星影響卻終與種種世俗特征吻合為一。除過本書“導論”所說消解權威與守護理想的關聯之外，這種世俗文化對人文獨立隱逸品格的腐蝕包圍，也是9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大陸人文知識分子與世俗文人緊張對立的另一潛在原因。【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