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文知識分子與民間百姓
人文知識分子與民間百姓的關係要比與權力或意識形態的關係更為複雜。
早在巫術時代，由公眾巫術與個體巫術的分化所導致的巫師專業化，已將人文知識分子與民眾常人區別開來。盡管民間文化已含有人文智慧，但它很難獨立為意義係統，並自發地受製於生存涵義，這使人文意義的腦體分工成為必要。但另一方麵，民眾社會作為生活世界（胡塞爾“Lebenswelt”）的基礎部分，既是人文知識分子意義闡釋的重要來源，又是人文教化的基本對象。
人文知識分子處於四方結構關係中：①他是“神使”；②他代表人類；③他與王（權力）交往；④他與民眾交往。一般易忽略第一方麵，即人文知識分子要與超越界（神界隻是一種稱謂）對話並代表此超越界衡判世俗界。因此，人文知識分子不能定位於民眾代表，而隻能代表超越界同時又代表人類整體。
人文知識分子與民眾的關係處於曆史性演變之中。政教分離前後，即意識形態專製與世俗主義兩個不同時代中，人文知識分子與民眾關係情況殊異。
在政教合一的意識形態專製時期，人文知識分子以專製權力為批判與製約的對象，從而在社會階層分野中與民眾為伍。但在人文知識分子心目中的民眾，卻並非階級鬥爭的社會力量，而是人文意義的體現。從而產生了一個形上化的名詞：“人民”。高爾基在《我的大學》中曾對俄國民粹派的這種人文意義化的“人民”觀念作過描述：
有時候他們談到了人民，連我自個兒也很驚奇，為什麼我竟然會有跟他們不同的想法。在他們看來，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近乎神聖的統一的整體，是一切高尚、正直、偉大的開端。我可是沒有見到過這樣的人民。我曾見過的有木匠、有碼頭裝卸工、有泥水匠，我還見過雅可夫、奧西普、葛裏高利。然而在這兒他們所說的卻是一種作為統一整體的人民啊。他們把人民看得比自個兒更加高貴，甘願服從人民的意誌。而我覺得倒是在他們這些人身上，才……集中地表現了一種熱望依照博愛精神過生活和自由建設生活的善良意誌。【11】
這種神聖化了的“人民”觀念在古今中外都不鮮見，它在具有公共社會生活（亞細亞生產方式）傳統的東方社會心理中積澱尤深（參閱本書第四章“有別於國家的天下”一節）。“人民，隻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曆史的動力”、“人民萬歲”，時至今日，在中國話語中隻要提出“人民”（“群眾”“老百姓”）一詞，依然具有很強的道義震懾力，代“人民”立言者隨即也擁有了最終判斷根據。
然而，民粹派的“人民”已淨化去了許多真實的社會存在，例如痞子（遊民）。西方現代哲學與社會科學從19世紀開始，至少從兩個方麵消解了“人民”的神聖性。一是馬克思主義（《德意誌意識形態》）關於“統治階級的思想在每一時代都是占統治地位的思想”的發現，同時揭示了被統治階級（“人民”）的意識受製於統治階級的社會意識形態原理。二是英美自由主義對盧梭“人民集體主權”論及法國雅各賓專政的反思批判。20世紀法西斯主義與斯大林主義，以及中國“文化大革命”的殘酷史實，更加強化了這一反思批判。上述史實及其反思理論都已尖銳地突出了一個神聖化的“人民”觀念的巨大危害性。集合概念的“人民”意誌及判斷隻是虛幻的假象，那往往被獨裁者利用，挾“人民”以令天下。群氓與專製相互轉化補充早已是不爭的事實。對於一個缺乏理性法製傳統的農業文化國度，痞子文化深刻滲入幾千年朝野社會生活，至今以“人民”名義遮掩而不為人所覺察。可以說，對痞子文化的批判是今後幾十年內中國現代化必須完成的一項工作。它尤其是人文知識分子的工作。【12】
如果說，人文知識分子“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荀子·性惡》），在上述反專製背景中還主要是守護真正的自由民主的話，那麼，在政教分離的後意識形態時代，麵對世俗主義的挑戰，人文知識分子卻需要為自己與一個超越性的人文意義世界作辯。
專製意識形態解體與政教分離使從中解放出來的民間大眾文化蓬勃發展壯大，並由此產生出民眾文化的意識形態——世俗主義。世俗主義作為新意識形態，卻帶有消解任何意識形態普遍觀念的個體本位色彩，它將對意識形態專製的清算擴大到對任何價值體係的否棄，從而把人文意義及人文知識分子混同於意識形態專製一並批判。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持續走紅的大眾文化代表王朔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