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作品的主題用英達的一句話來概括比較準確。英達說：王朔要表現的就是“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因為我沒念過甚麼大學，走上革命的漫漫道路，受夠了知識分子的氣，這口氣難以下咽，像我這種粗人，頭上始終壓著一座知識分子的大山。他們那無孔不入的優越感，他們控製著全部社會價值係統，以他們的價值觀為標準，使我們這些粗人掙紮起來非常困難。隻有給他們打掉了，才有我們的翻身之日。【13】
王朔沒有注意到，中國幾千年來不乏他所說的平民翻身的思潮與行動，但從劉邦到朱元璋，“翻身”的與“打掉”的總在循環，直至20世紀末葉，中國人仍悲哀地發現，當代依然麵臨著辛亥革命乃至秦漢以來的某些基本問題。王朔要打掉的是被“控製”即統治性的價值係統，但他將之歸於“一座知識分子的大山”，卻犯了一個常識性的錯誤，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隻有接受改造的義務，建立和控製價值係統從沒有他們的份，相反地，此種統治名義始終出自“工農兵”。在上述似乎是意氣性文字背後其實有著一個未曾正視的事實：秦漢、特別是明末儒學禮教沒落以來，中國一直不存在真正持續有力的人文意義價值係統與獨立的人文知識分子。
當代中國大眾文化正在發掘與表現“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並顯示小人物平凡生活中的道德潛力。這股文化思潮在消解尚存的專製意識形態背景下無疑是富於生命力的，而且需要特別指出——也是與中國有待重建的真正的人文意義價值係統內在一致的。【14】但是，如本書前述中外史實所指示的，作為絕對性亦即終極性的可靠價值根據，不是日常生活自發的產物，而如孔子儒教、耶穌基督教、釋迦佛教已顯示的，必須在獨立闡釋的人文文化傳統中才能生成，這一工作有賴於人文知識分子的專門努力。民間人文文化（如第二、三章所述）隻有在人文學科的闡釋中才獲得集中、獨立與穩固。
後意識形態時代需要警惕的反倒是，盡管已不存在一個強製性意識形態宗教中心，但如海德格爾及新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業已廣泛分析指出的，無人稱的技術列維坦在當代社會卻正是塑造人心的最新意識形態。當無孔不入的大眾傳播媒介與同樣無所不在的技術操作行為方式結合一體時，那些自以為恣情任性的大眾文化，其實如馬爾庫塞所一再強調的，恰恰是最受控製的文化。在今日，至少已可以辨識出來：那取代昔日威嚴意識形態地位的最強大的民眾文化主宰力量正是金錢。
在政教分離與世俗化開始不久的17 世紀，帕斯卡便開始捍衛一個與世俗界對立的天堂神性世界，他對世俗世界的懷疑與不信任甚至發展到仇視地步。但韋伯後來發現，天堂世界與世俗世界的這種對立，恰恰是後者獲得發展的一個支撐點。【15】
從而，在世俗主義為主潮的當代文化中，人文知識分子以複興古典文化或營造高層文化對抗世俗文化，已具有與意識形態專製時代全然不同的意義性質。人文知識分子自覺區別於民眾百姓的自我意識也同樣有了新的重要意義。【16】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捷克作家昆德拉的一個重要術語“媚俗”（Kitsch）從上世紀80年代末迅速在中國國內流行開來。反媚俗成為人文知識分子自我定位的重要界標，它甚至包含了從人文意義的文化高度對世俗涵義文明的極端否定。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讓主人公托馬斯不惜以如此決絕的極端話語表白：
讓炸彈把這個星球炸得晃蕩起來，讓這個國家每天都被新的群蠻掠奪，讓他的同胞們都被帶出去槍斃——他更能接受這一切，隻是比較難於大膽承認。但是，特麗莎的悲劇之夢卻使他承受不了。
在這樣的人文知識分子心目中，世俗百姓不僅不是認同的對象和歸趨的母體，而且全部世俗涵義（meaning）價值都沒有一個真誠的人文意義（Significance）夢境更有分量。
從世俗立場的所謂“常識”嘲笑或攻擊這種人文信仰是容易的，真正困難而深刻的是領會這一至高無上的人文意義如何潛入民眾百姓的最深處支撐人性的生活。
對這樣一個基本事實無論怎樣強調都是不過分的：在倫理綱常統治的中國，從秦漢以來並不存在獨立的人文知識分子階層。中國人文知識分子的獨立乃至人文知識分子明確的自我意識都是有待爭取的目標。走出依附“官”—“民”形下兩極（或意識形態專家或民眾代表）舊格局，將是接近這一目標的重要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