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文知識分子的職業困境
本書導論部分已強調了人文知識分子並非社會職業階層，而是人文意義態度立場的精神群體。但是，從事教育學、美學等傳統人文學科的知識分子仍然構成為這一精神群體的骨幹。
從事直接關係經濟基礎職業（例如科技、商業）的那部分人文知識分子，其人文旨趣雖與本行職業不同一，但其職業卻提供了可靠的經濟保障與順暢的世俗社會交往途徑。第四章所述福柯對身居權力之中的人文知識分子的推重，亦正是指擁有這類社會職業的專家。與之相比，置身於商品交換法則中的後意識形態的人文知識分子，其人文事業的職業性卻成為攸關重大的難題。
早在巫術文化解體之後的蘇格拉底時代，人文意義的職業性就已是引起爭議的問題。柏拉圖《普羅塔哥拉篇》一大主題即是關於人文“德性”能否納入“職業”的辨析。在古希臘人心目中，德性乃自由人之人性根基，不可與謀生手藝等量齊觀。在本書看來，蘇格拉底堅持啟發德性的哲學談話不可取酬，這有著比維護清廉更深刻的含義。它意味著人文德性作為本體價值無法商品化進入市場交換，它不是使用價值，而是全部使用價值的本體，因而無價可估。在這個意義上，人文教化不是基於功利操作分工的特定職業（專業），從而，以人文教化為業的人文知識分子沒有職業（專業）。或者說，在以勞動使用價值為基元的社會交換與分配係統中沒有人文教化及人文知識分子的位置，這意味著社會拒絕或者不便（難於）供養人文知識分子，無法向他們按勞付酬。從馬克思《資本論》關於非生產勞動的價值特性討論，到當代諾思關於人文學者創造意識形態以節省交易成本的思考（參見第五章），這始終是一個難題，特別是人文教化勞動無法計量化。
人文知識分子職業（生計）困境隨著人類社會商品化（世俗化）而愈益嚴重。就曆史總體來看，人文知識分子的生存方式大致有以下幾種類型：
（1）宗教作為信仰實體性的社會組織，是人文知識分子長期而可靠的生存基地。但與西方相比，中國由於缺乏宗教信仰傳統，因而容納力十分有限。
（2）仰仗或受庇於世俗權力，則是人文知識分子更為普遍的情況。由此所造成的依附代價，其間差別卻很大，可有導師與弄臣俳優之別。權力統治者在曆史上可以成為人文學科昌盛的有力杠杆，伯裏克利斯黃金時代、齊國稷下學宮、黎賽留的法蘭西學院、齊梁宮體詩、北宋畫院都是著名例子。但同樣明顯的是，人文精神寄生於權力也使自身幾無例外地發生了扭曲畸變。
求助於有權力者，不僅是尋求政治權勢庇護，更普遍的則是乞求經濟資助，直至近代，從維科、莫紮特、貝多芬到康德、黑格爾，我們至今從他們作品的扉頁上還能看到他們向王公貴族幾無例外的恭敬獻辭。
（3）憑靠家庭財產或個人資助。前者基本上是現代社會以前的情況，如蒙田、“竹林七賢”、叔本華等。這使人文知識分子天然與貴族或有產階層發生血緣關係。亞裏士多德所說的作為人文沉思前提的與謀生“分離”的閑暇，已完全係於財富的占有。
個人資助與憑靠家產完全不同，那近乎乞討度日。古代尚有恩主時尚，近代以降，則隻剩下親朋好友的接濟。這是近現代許多人文知識分子的命運。【9】
（4）倚靠社會機構基金。這是現代社會發展到一定水平之後才有的現象。它或是出自私人實業的讚助，或是政府規劃基金。隨著現代社會商品化程度益漸增高，這種由古代施舍捐贈轉化而來的社會性人文基金，也益漸成為超越使用價值交換法則的社會（Society）的化身。但這種基金、特別是政府基金仍有其形下功利立場的局限，從而仍使人文知識分子受到扭曲。【10】
（5）倚靠非人文職業來保障人文事業。斯賓諾莎曾以磨鏡謀生，恩格斯抑製自己的厭惡斷斷續續經營工廠以保證自己與馬克思的理論研究。今日中國知識分子離開人文專業去經商“下海”，其中部分人所存念頭，正是打算掙一筆錢後返回頭“安心做學問”。然而，迄今少有如願以償者，一番商海搏潮之後，人文意境已滌蕩一空，昨日誌願恍如隔世。
當代人文學科較近代已大為萎縮，人文知識分子生存基礎也愈漸削弱。迄今仍無希望顯示，社會已成熟到理解並尊重人文教化意義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