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美國《外交事務》1993年夏季號。
【5】參閱湯因比《曆史研究》（節本）下卷，第132—135頁。
【6】康德：《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57頁。
【7】中國“文化大革命”後期寧夏等地一批獨立研究馬克思主義的青年理論小組成員純因理論研究這一形式而被當局無情槍殺（參見《中國青年》1979年第7期，第2頁），這一事實深刻表明，即使屬於同一信仰（馬克思主義），對意義闡釋壟斷權的冒犯，也同樣不可饒恕。同一宗派門戶，僅因對一名詞的異義理解而被革出教門乃至殺害，這在宗教史上不算少見。
【8】轉引自〔美〕Marvin Perry主編：《西方文明史》下卷，商務印書館1993年版，第437頁。
【9】參閱海德格爾：《存在與時間》導論，第44節等。《詩·語言·思》：“真理的本性作為顯露，由一否定得到徹底貫徹。……真理的本性在其自身是一本源的衝突……”（第53頁）
【10】比較而言，佛教也許是最和平的宗教了，反對“區別心”使佛教很難與異己者對峙爭鬥，而基督教與伊斯蘭教卻十分強調正義與邪惡的區分。
【11】福柯不承認這種區別，因此他便把真理視為權力。福柯以及後現代其他一些學者這種放棄價值判斷的研究態度，使他盡管對人文經驗探幽潛微，卻屬於典型的人文科學家，而不大像人文知識分子。
【12】〔法〕Paul Ricoeur：《解釋學與人文科學》，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8—189頁。
【13】參閱前引著作及迦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第1部第2章。
【14】可與佛教中觀“否否雙遣”法及因明關於遮詮與表詮互補理論相比較。
【15】《詩·語言·思》第59、75、152—153頁。
【16】參考康德：“在鑒賞判斷裏除掉這不經概念媒介的愉快的這種普遍讚同以外，就不設定著什麼；這就是一個審美判斷的可能性，能視為同時對於每個人都有效。鑒賞判斷本身並不假定每個人的同意（隻有邏輯的普遍判斷才能這樣做，因它能舉出理由來）；鑒賞判斷隻設想每個人的同意，照它所期望的常例來說，這不是以概念來確定，而是期待別人讚同。這普遍的讚同所以隻是一個理想觀念（Idee）”（《判斷力批判》上卷，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53頁。原譯文中“觀念”Idee改譯為“理想觀念”）。
【17】甘地事實上給殺生與以暴製暴（如不得已時可殺死瘋屠夫）留有最低限度的餘地（參其在1926年11月18日《青年印度》所發表的議論）。
【18】因此，人文意義的表達方式本身就具有重大原則意義。高爾基在《我的大學》中曾描寫過那些在台上鼓吹博愛者，激動時往往像鬥士（甚至眼中閃射凶光）。這是一個深刻的矛盾現象。在捷克作家昆德拉的小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的女畫家薩賓娜心目中，“公民，你在兩千字宣言上簽字了嗎？”與“公民，你加入紅軍了嗎？”兩幅招貼畫語言表達形式上的一致（都有一個目光炯炯的指手者）要比各自政治內容上的區別嚴重得多。所謂反對“媚俗”（Kitsch）比反對某一具體製度更重要，這種形而上學立場，自文明伊始（如反對“以暴易暴”的伯夷、叔齊）就是人文知識分子的決絕態度。
【19】二次大戰後日本天皇君主製接受民主手術的第一刀就是宣布政教分離，天皇從此退出政體成為信仰象征。
【20】奧卡姆的唯名論在當時具有嚴重露骨的政治意味，他在受到教權迫害之後投奔德皇，聲言：“你用刀捍衛我，我用筆捍衛你。”（轉引自黑格爾《哲學史講演錄》第3卷，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310頁。）
【21】例如，威克裏夫在倡導與實踐教會教士自覺退回清貧狀態並以此作為恢複宗教教化職能先決條件的同時，卻“令人奇怪的是，威克裏夫對教職和教會特權的看法是封建式的。上帝是大君主。一切職位，無論是世俗的、還是宗教的，都是上帝作為采邑而賜給的。”（〔美〕Willisto Walker：《基督教會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340頁）
【22】因此，海德格爾在《尼采》中一再強調唯個體經驗的實在論與虛無主義之間互為因果的關係。
【23】參考愛因斯坦與量子論哥本哈根學派論戰中關於實在感的強調。實際上，哥本哈根學派關於微觀客體不可知的看法是針對實在論的客體觀念而言，這種意向中的客體即使不可認知，也附著有弱化的實在感，否則它就無從構成對象。
【24】由此還可以更深入理解胡塞爾現象學為何要以認識論形式的對抽象觀念（如“紅”）的直觀為開端，這種直觀所提供的實在感，正是現象學倫理價值的一個基礎條件。
【25】參閱M·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11—12、7—8頁。
【26】參閱《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第13、16頁。
【27】《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4—75頁。
【28】羅爾斯：《正義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52頁。
【29】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65頁注⑥、59頁。
【30】《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第64，56頁。
【31】《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第64，56頁。
【32】《關於人道主義的信》，熊偉譯文，載《存在主義哲學》，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10頁。
【33】愛因斯坦：《為什麼要社會主義》，載美國《每月評論》創刊號，1949，紐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