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的經濟變化的發生不僅是因為相對價格的變動對新古典模型產生壓力，而且是因為不斷演變的意識形態觀念使得個人和集體對自身地位的公平性產生相互對立的觀點，並使他們按照這些觀點而行動”【30】。這表明，政教分離之後的人文意義教化依然是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因此，即使從世俗功利角度來看，人文知識分子也有不可或缺的職能功用，諾思甚至從社會總成本核算角度提到了“意識形態的知識型倡導者的報酬體製”。【31】
（二）文化理想主義：文明的價值規範
然而，人文意義支撐世俗界的涵義功能以獨立並超越世俗界的意義功能為根基。這一立場使人文意義同時表現為對世俗界的批判與價值規範。與政教合一時代以教權為靶的有別，在政教分離後世俗主義流行的近現代，人文意義衡判的對象卻是以科技、理性（知性）與市場經濟為骨骼的近現代文明社會；同時，這種衡判已不再依據宗教信仰，而以作為文明未來前景的文化理想主義為尺度。
理想主義（idealism）通於理念主義（idealism），即都以超越現實為特征：唯其永恒超越於現實之上，才為現實提供了堪作絕對典範尺度的理想（理念）。
因此，理想主義隻純粹地存在於文化中而不能完全同一於文明，理想主義因此隻應是文化理想主義。它典範地體現在人文知識分子所創造性闡釋的文化係統中。但如前所述，16世紀開始的近代世俗化曆史已標誌著“軸心時代”文化係統（從基督到孔子）的衰落。新的文化理想興起於對近現代工業文明的價值批判中，其最著名的代表形態便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
由於第二國際的壟斷性解釋傳播，馬克思的共產主義被廣泛地理解為實證型的社會文明理論，經過斯大林主義的權力性壟斷，它又被進一步改造為中世紀之後世俗化的政教合一意識形態。
然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實卻證明，馬克思主義首先恰是作為資本主義文明的人文批判者出現的，而共產主義則是一種揚棄資本主義文明所必要的文化理想。這一理想以“每個人的全麵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從而是一種現代人文主義。這種共產主義的人文理想至今仍是時代的製高點，它對於資本主義文明與社會主義文明都是一種尚不可超越的價值尺度。
共產主義人文理想對資本主義製度層麵的批判，促成了社會公有製取代私有製。但把這一批判成果的社會主義文明視為人文理想本身，卻僵化了集體社會機製，它對“自由個性”創造機製的壓製，同時也是作為文明基礎的生產力自身的停滯。因此，共產主義人文理想自20世紀中葉之後將自我批判的矛頭指向了社會主義的僵化機製，這導致了20世紀末葉社會主義改革發展潮流。
20世紀30年代始，以馬克思巴黎手稿（1844）的發表為契機，興起了馬克思人文主義運動，它重新恢複了馬克思共產主義人文理想的批判性。由此發展起來的新馬克思主義，在新的時代形勢下除過傳統的製度批判之外，更加深入到對社會行為基礎的科學技術的審視，乃至對個體心理感知與思維方式的人文省查（詳見導論與第一章）。馬克思共產主義的人文理想在上述人文批判中與非馬克思主義的人文思想相互頡頏又互相滲透交流，而當代西方人文思想大師海德格爾對馬克思的高度評價（胡塞爾與薩特由於未深入曆史一度而無資格與馬克思對話），也正以共產主義的文化理想性為重點：
人們可以以各種不同的方式來對待共產主義的學說及其論據，但從存在（Sein）的曆史的意義看來，確定不移的是，一種對有世界曆史意義的東西的基本經驗在共產主義中自行道出來了。誰若把“共產主義”認為隻是“黨”或隻是“世界觀”，他就是像那些把“美國製度”隻認為而且加以貶謫地認為是一種特殊生活方式的人一樣以同樣的方式想得太短淺了。迄今為止的歐洲越來越清楚地被迫墮入的危險大概就在於，首先是歐洲的思想——曾經是它的偉大處——在逐漸展開的世界天命的本質進程中落後了。【32】
西方反共分子與視共產主義為行政權力性意識形態的東方人都應當認真思考海德格爾上述話，它從存在（本體）論高度把共產主義視為一個曆史性環節，而且是迄今仍占據最高理想位置的環節。從這一環節出發，我們更可能從文化意義而非文明（實體製度）涵義的角度理解“社會主義”。1827年歐文主義者首次使用這一詞時，它是指一種使人類大眾實現人性意義的人文理想，它特別是針對資本主義世俗文明自發進程的價值批判與規範。身處資本主義文明環境中的愛因斯坦比許多生活在社會主義製度下的人更清楚這一本質：“社會主義的真正目標是推進人類超越‘人類發展的掠奪性時期’。”【33】愛因斯坦是以典型的人文知識分子眼光審視人類文明的曆史與現狀之後得出如上結論的。從社會主義的曆史與理論中都可以得出這樣一個被長期歪曲與遺忘了的結論：一個社會主義者本質上是一個人文知識分子。在後意識形態的20世紀末葉，這一結論有著不是屬於過去而是屬於未來的意義：重建一種不是仰仗權勢，而是立足自身感召力的共產主義文化理想，將是世紀之交的人文知識分子（特別是中國人文知識分子）參與當代文明建設的重要形式。須重複強調的是，這與意識形態完全無關，相反地，人文意義的共產主義或馬克思主義文化理想在20世紀實質上一直是意識形態所擯棄的對象。
注釋：
【1】更早可追溯到2世紀中葉查斯丁（Justin）將邏各斯神化的護教辭。
【2】這種局限性根本上源自生存涵義世界的有限性與人類自我中心立場。故神學家總是強調世俗界任何團體（哪怕是最大團體的國家）的決策行為都不免是自私的。在現代環境保護哲學中，政府的政策清一色不超出長遠持續發展的人類利益立場，就是一個鮮明的例證。
【3】馬克思、恩格斯：《德意誌意識形態》，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43—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