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文意義與近現代世界
政教分離旨在使人文教化與世俗權力各歸其位，以在新的基礎上重建二者關係。這個基礎，就是構成近現代社會存在的科技工藝或市場經濟。人文知識分子通過對這一基礎的意義闡釋，不僅為近現代社會生活提供了發展前提，也提供了價值規範。
（一）理性道德與經濟製度
近現代社會的基礎是以工廠為單元的產品生產與國際性市場交換相統一的商品經濟。這一巨大的世俗社會基礎是以什麼動力推動建立起來的呢？浮現在曆史表象中的原始資本積累，從“羊吃人”的圈地運動到販奴劫掠，使世俗社會的貪欲與投機競爭似乎無可爭議地占據了曆史動力的位置。
然而，M·韋伯注意的卻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社會化（這已為馬克思所揭示）與“理性”（Vernunft）的內在關係。“理性”體現著資本主義的新質，它成為以複式簿記為代表的核算計劃在內的精神依據。與“理性”相比，“貪欲”與投機恰處於非本質的表象層麵：“理性的工業組織與固定的市場相協調，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機贏利活動相適應。”作為市場經濟的“商業化、可轉讓證券的發展、投機的理性化、交換等等一類東西也是與之聯係著的。因為，沒有這種理性的資本主義勞動組織方式，所有這一切，即便有可能，也絕對不會具有相同的意義”。“對財富的貪欲，根本就不等同於資本主義，更不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倒不如說，資本主義更多的是對這種非理性的緩解”。【25】對自然人欲的抑製，如本書第二章已述，正屬於人文教化。理性作為普遍性的人文教化力量，必須擁有社會性的意義闡釋背景亦即意義係統。於是，“以其自由勞動的理性組織方式為特征的這種有節製的資產階級的資本主義的起源問題”，被韋伯溯源於新教倫理，轉化為近代經濟生活的精神與懲忿禁欲的新教之理性倫理觀念之間的關係問題。【26】他通過對新教、特別是加爾文教的社會學研究，揭示了在狂熱賺錢謀財的資本主義活動背後，深層地存在著新教“勞動”“天職”“勤儉”等宗教意義理念的教化背景。資本之可能不斷積累用於擴大再生產而非消費揮霍，表麵上是知性邏輯的功利涵義算計，但其主體氣質素養卻源於上述理性信仰背景。
與“理性”相仿的還有“公正”。“公正”通常被視為純道義原則，屬於人文意義範疇。但商品經濟基石性的“交換”卻以“公平”為前提。亞裏士多德《倫理學》已指出了交換的可能性以交換雙方的等一性為基礎，這就是公平的經濟原型。然而，盡管公平觀念以商品交換為經濟基礎，但沒有公平觀念，商品交換也無從確立。商品經濟古已有之，但為什麼近代以後才得到發展而確立呢？馬克思對此分析道：
因為希臘社會是建立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上的，因而是以人們之間以及他們的勞動力之間的不平等為自然基礎的。價值表現的秘密，即一切勞動由於而且隻是由於都是一般人類勞動而具有的等同性和等同意義，隻有在人類平等概念已經成為國民的牢固的成見的時候，才能揭示出來。【27】
公平觀念與商品交換這種互為因果的關係，使人們能更深刻地理解人文知識分子闡釋並守護公正（平等）觀念的獨立價值，從而明白，何以中世紀教會作家將古羅馬法學家的“公平價格”概念形上化，會更加有力地成為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淵源根據；何以近代自然法學派形上設定人生而平等、啟蒙派詩意渲染人性尊嚴會經由法國革命而實踐地轉化為資本主義社會製度。羅爾斯（J.Rawls）在將作為市場經濟基礎的契約論抽象為“正義”的研究中，著力強調了“正義”的純粹性與絕對性不能源自世俗經驗的功利衡估，而隻能來自形上設定。“作為公平的正義可以說不受存在的需要和利益的支配。它為對社會製度的評判建立了一個阿基米德支點”。【28】
上述人文形上意義對形下涵義的社會經濟製度的內在結構性支撐，在當代新製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中體現為信仰體係的經濟製度意義，當代新經濟史學派代表D·C·諾思（Douglass C.North）將經濟發展歸因於製度結構變遷，理解製度結構的兩個主要基石是國家理論和產權理論。產權的出現是國家統治者的欲望與交換當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的企圖彼此合作的結果。從而，降低交易成本費用成為關鍵。國家製度對交易本有明確規則，然而，個人權益最大化這一世俗社會普遍的動機，卻使破壞製度的“搭便車”行為時時可能出現。這顯示了產權結構的不完全與無效率一麵。但通過充分界定與行使產權以及考核行為來杜絕“搭便車”，卻因遠大於收益的成本花費而無論在理論或實踐上都不可行。於是，諾思擺脫了古典經濟學“經濟人”的單一人性觀，而注意到了人性利他與自我超越的一麵。諾思指出，人性這一方麵受製於信仰體係的意識形態，它提供了自製、理性、公正、博愛等人文素質，從而可以克服“搭便車”並保證社會經濟製度的健康運作。
諾思雖是以形下功利（成本核算）尺度評價形上人文意義，但他不僅承認了世俗涵義界自身力量的局限性，而且用嚴格的經濟學語言論證了世俗界對人文意義的依賴。
諾思理論尤其適合於政教合一解體之後的後意識形態時代。他有力地突出了後意識形態時代中廣義意識形態的社會整合積極作用。“隨著現代信息費用觀念的興起，意識形態已經變得更為分散化而非集中化了”。這意味著本章開始所說的廣義意識形態即非專製的社會化觀念體係地位作用的上升。這種廣義的意識形態在政教分離新時代已不是依照權力集團利益左右人心，而是社會整合的無形力量，“其基本目的在於促進一些群體不再按有關成本與收益的簡單的享樂主義的和個人的計算來行事。”【29】這種社會化觀念甚至已滲透於“對時間價值、人力資本以及相應決策影響的考慮”之中，成為後宗教（包括政教合一的意識形態）時代維係社會人心，使之超越謀生涵義界的人文意義職能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