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教分離及其現代遺產
在對中世紀政教合一體製的批判中，產生了近現代社會的一項基本原則，那就是：政教分離。這一原則的確立，從但丁14世紀初發表《論帝製》，到18世紀末葉美國憲法將政教分離定為國策，曆時400多年。政教分離已成為不分黨派與民族，為現代社會普遍承認的文明基本尺度之一。它並不專屬於資產階級市民社會。被視作現代社會主義革命開端的巴黎公社，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對其做總結時強調，政教分離是公社的基本原則，也是公社屬於現代社會運動的基本特征之一。
政教分離一方麵意味著信仰與思想自由獲得保障，從而使民主得以確立；另一方麵又意味著政府權力的有限與理性，從而使法製成為必要。因而，政教分離成為一個國家或民族跨入現代社會時的先決條件之一。【19】對於人文知識分子及人文意義教化來說，隻有擺脫了權力的強製、引誘與扶植，才有真實的思想自由與意義真理的闡釋，從而才能向社會提供超越性的意義真理與人類自我意識。對於國家政權來說，隻有基於思想自由與意義真理的批評監督才是真實有效的。由此造就的獨立的人文教化係統與人文知識分子獨立的人格地位，不僅是防止政權腐敗、保障民主法製的客觀格局中必不可少的一環，更是從精神觀念上陶冶教化全社會，以維護促進人性的文化條件。
因而，政教分離不止於對政教合一的簡單反撥，它包含著諸多建設性內容。本書認為，那種把政教分離原則簡單地視為分立事實，與價值兩界互不相幹、各行其是的看法，不僅忽略了其中兩界相互積極作用的建設性內容，也未能足夠估計近現代政教分離運動的複雜性及其對於當代社會的多重意義。
無論是與中世紀教權鬥爭的政教分離運動，或是20世紀消解意識形態的社會思潮，作為政教分離的遺產，都已成為社會存在的一部分並現實地參與塑造著今日人類的麵貌。審查這一遺產，是重建當代人文意義真理基礎性的工作之一。
本書所關注的是，在政教分離的社會運動或思潮中，闡釋意義（Significance）的人文教化本身受到了什麼影響和塑造？它們是否得到了複興和發展？在新的社會格局中它們處於什麼地位？以何種形式發揮其特有作用？
因此，從曆史發展角度考察權力與教化關係的演化狀況是必要的。
中世紀政教合一區別於20世紀意識形態的一個基本方麵是，在中世紀政教合一中，實際存在著教權與王權兩個既對立又統一的實體權力。教權世俗化得如此深，以至在很大程度上，教權與王權的關係已演變成兩種世俗權力的關係。這一基本事實構成了限定政教分離的格局背景。
所以14世紀發軔的政教分離思潮自始即具有為教權統治下的王權作辯的傾向。王權在此並非抽象的世俗權力，而實質往往代表著醞釀發生中的民族國家與市民社會。政教分離從而成為推動近代世俗市民社會產生發展的重要動力。但丁的《論帝製》、馬爾西利奧（Marsilius）等的《和平保衛者》（1324年）對政教分離的論證都具有鮮明的王權立場。與此相應的，從司各脫（J.D.Scetus）到奧卡姆（Occam）向阿奎那學說的挑戰，雖然隻是分離理性與信仰、哲學與神學而並未詆毀信仰與神學，但立場傾向卻是理性；而理性則屬於世俗界。特別是奧卡姆的唯名論，造成了兩個影響深遠的開端：①教化意義世界由此非實體（實在）化了，從而抽空了教權的存在基礎；②以“理性”為本質的“哲學”被形而下亦即世俗化了，這使專屬神學的形上意義闡釋在神學沒落之後便失去了依托。這一傾向直至康德、乃至現代分析哲學，都可以看作政教分離的哲學表述。但就其主要方麵來說，都缺少對形上意義的建設。就奧卡姆自身而言，其社會立場同樣是王權的。【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