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權力與教化：政教合一
（一）政教合一的兩個方向
如前一章所述，巫王合一的曆史趨勢已經顯示出權力擴張與人文意義普遍性話語的關聯根據，私有製統治使這一關聯此後融化為人類曆史上纏結甚深的政教合一現象。狹義的政教合一特指教權與政權合一。就曆史順序而言，中世紀的政教合一先於近代的意識形態；就邏輯關係而言，作為權力與教化的高度合一，政教合一又是前述意識形態的極端形態。因此，廣義的政教合一指稱人類曆史上所有將權力與教化一體化的現象，它不限於實體化的教權統治。本書主要是在廣義上談政教合一，但有時也指狹義的中世紀教權統治時代。
政教合一，本質上隻是權力統攝教化，盡管在表麵上可以有兩種方向相反的合一現象。
前邊曾一再提及權力為追求全麵統治而必然僭越形上意義界的規律性現象。意識形態這一用普遍意義話語論證特殊價值利益的觀念形態，正是權力僭越教化的現代手段與表現形式。文明階段的所有統治集團，都不僅需要論證自身政治經濟利益的普遍性，而且要以精神道義的普遍代表自居。由此所造成的意識形態假象受到了19世紀以來的社會科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有力揭露：
統治階級自己為自己編造出諸如此類的幻想。……每一個企圖代替舊統治階級的地位的新階級，就是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抽象地講，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理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
……
隻要階級的統治完全不再是社會製度的形式，也就是說，隻要那種把特殊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東西”說成是統治的東西的必要性消失了，那末，一定階級的統治似乎隻是某種思想的統治這種假象當然也就會完全自行消失。【3】
統治集團的特殊利益以普遍性的利益自居，而這種普遍性來自思想觀念（意識形態）。也就是說，意識形態是涵義冒充為意義，或者說是用意義掩飾涵義。這樣，為構造意識形態，統治集團的權力必須引誘或者脅迫人文知識分子運用普遍性的意義話語為他們與全社會編織意識形態幻想（象）。這部分依附於權力的人文知識分子從而成為意識形態專家，他們構成權力集團的重要組成部分。意識形態專家往往是受權力指使的刀筆吏工具，但在有些時代，當意識形態成為權力統治的樞紐、實現了政教高度合一時，意識形態專家便幾乎享有巫術文化時代巫師的至尊地位，他們成為權力予奪的仲裁人與唯一的解釋者。中國“文化大革命”時期，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的繼續革命理論成為攸關政權屬性的最重大問題，陳伯達、康生等理論家便享有了“國師”的權力地位；與之相應，這一時期各級專事理論研究的“革命大批判小組”便成為各級政權機構中一個舉足輕重的特殊部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後意識形態時代，以國家利益名義鼓吹愛國主義（實即民族主義）已有取代意識形態的趨勢。甚至是在民主政體的美國，人文知識分子的工作也往往被納入國家利益的“文化戰略”（“文化”竟然成為“戰略”），如亨廷頓（S.P.Huntington）著名的《文明的衝突？》所代表的。【4】
政教合一也可以相反地來自教化的擴張運動方向。宗教從無權勢、受迫害的文化信仰團體演變為與世俗社會相仿的教會、乃至教廷權力機構。伴隨羅馬帝國衰落而逐漸取代世俗政權職能、統治歐洲長達千年的中世紀基督教王國，便是這樣的政教合一典型。在這類以教化擴張取代世俗權力的政教合一中，表麵上是教化意義戰勝世俗涵義、君權神授，但實質上卻是宗教的世俗權力化：如湯因比的研究所揭示的，基督教從其建立的第一步開始，從名稱到管理組織方式，無一不仿照世俗社會而來。【5】沉思苦行的修士成為擁有比世俗君主更高權勢的教皇，這並不意味著意義教化的勝利，毋寧說是權力化與世俗化（對意義教化的世俗“教化”）的勝利。恰是在中世紀，貴賤等級的劃分達到了最嚴格的程度。而且，這種來自教化擴張的政教合一，由於自始便保持在淩駕於世俗權力之上的神聖高度，其權力統治由此也自始即占有了超權力的擴張優勢。
因此，無論是權力役使教化，或是教化擴張為權力，在政教合一過程中發生的事情本質上是一樣的，這就是權力的擴張與教化的異化。當然，就其複雜性與危害的深刻性而言，教化擴張為權力更值得重視與研究。
（二）政教合一與專製主義
政教合一可以導致極端的專製主義。
對於權力自身而言，與教化同一使得權力即教化，從而權力成為自我闡釋的不證自明之物，其根源、前提與合法性的根據本體一概由己所出，從而在根本上排除了任何實質性的批判與審查。人文知識分子在政教合一體製下或者為權力作曲意迎合的道義身份證明，或者淪落為給既定權力意誌進行技術性手段性的論證解釋。因此，政教合一使意義本體論成為權力論，任何獨立於權力之外的終極價值研究和本體論思考、乃至任何自由思想不僅不再必要，而且本身就構成反體製的非法行為。康德即使生活在並非高度政教合一的18世紀，也能感受到作為一個人文知識分子的危險：
人民的啟蒙就是把人民對於自己所屬的國家的義務和權利公開地教導給他們。因為這裏所涉及的僅隻是自然的和出自普通人類悟性的權利，所以它們在人民中間的天然宣告者和闡揚者就不是國家所設置的官吏而是自由的權利的教師，也就是哲學家。哲學家正由於他們允許自己這種自由，也就有礙於一味總是要進行統治的國家，並且在啟蒙者的名稱之下被人詆毀為國家的危險人物。【6】
在政教合一體製下，權力的無限性依賴於以意識形態為中介的意義理念的無限性。因而，本體論、乃至任何具有基本原理性的研究都攸關權力統治根基而被壟斷。這類人文知識分子的傳統領域成為隻有少數意識形態權威可以進入的禁區，任何獨立思想者都客觀上成為對教化壟斷亦即權力本身的挑戰。這就是聖奧古斯丁、聖阿奎那及其所闡釋整理的亞裏士多德的著作觀點何以要被神聖化的原因；也就是為什麼哥白尼以日心說懷疑亞裏士多德—托勒密地心說，這在基督教廷眼中從不視為學術觀點分歧，而必須以審訊與火刑柱嚴重對待這一學說擁護者伽利略與布魯諾的原因。【7】
對於統治對象而言，政教合一使權力的統治範圍從外在的政治、經濟諸領域擴大為內在的精神意識統治。如一位無名氏納粹詩人所簡潔表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