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當人文知識分子對意義的闡釋與守護火藥味過濃時，當這種闡釋與守護從謙卑友善迸發為意氣激揚，乃至頤指氣使的教訓（或者表麵與之有別的孤高自恃）時，人們就應當開始警惕教化向權力的轉化，而不可簡單地視之為某種風格個性。
但作為人文意義範疇的真理，原不應混同於科學規律。【11】作為教化過程，接受真理並非獻身犧牲式的放棄個體自身，恰恰相反，如同迦達默爾《真理與方法》所論證的，真理有待接受真理者個性化的闡釋才獲得充實生成。權力意誌性的真理傳播隻追求服從，並不考慮接受真理者本身的存在，而人文真理闡釋，卻使個性參與真理生成，並使雙方交流循環發展。因此，真理教化，是召喚聽者參與的平等對話。但又如利科所說，闡釋真理者固因參與投入而“占有”意義，但“占有是要比應用於作品傳達的語境中的理解關係主觀性更少的一種相互理解關係，一種新的主觀性理論就是根據這種關係產生的。通常我們說的占有不再是在主體哲學的傳統中被理解，理解，不是把自己映射到本文中去，而是從作為解釋的真實對象的意欲語境的理解中接收一種放大了的自我”。因此，“占有不僅是本文的間距的補充，而且是自我的放棄的補充。”【12】個體自我在意義闡釋中既參與“占有”意義，又“放棄”自我、同化於意義闡釋規則而上升到更為普遍的自我意義世界。這種既占有獲取又給予放棄的意義闡釋，被闡釋學普遍地視作“遊戲”。【13】
遊戲整體並不屬於任何遊戲者個人所有，因此，闡釋意義者從不因其真理性而自以為持有（占有）真理意義。本書願引孔子“述而不作”的形象為典範，給闡釋意義的遊戲補充以必要的信仰態度。這意味著闡釋真理意義的人無權自命為創造（占有）真理者，闡釋者固然參與加入而貢獻了自己的闡釋內容，但他必得以前人的文本與整體的（遊戲）規則為前提，就此而言，他又隻是“述”者而非“作”者。
真理這種對自我中心的超越，不僅對個人而言，也是對人類而言。非個人亦非人類所能占有的真理在此才展現出意義（Significance）的本體論無限特性。海德格爾把真理視作人（Dasein）進入存在（Sein）意義的方式，真理因此也就是存在意義向人的顯現。存在的意義並非具體實在的對象物，而是這些對象物緣因人而與存在發生的關聯，其進一步的內容可以闡釋為天地人神四元友愛的結合。因此，意義的本性是和平友愛。真理又是一種運動，所謂真理的“衝突”性是指：具體的存在物作為一種建立，為敞開存在意義提供了一處場所條件，也就是說，提供了一次可能的機會；但作為確定的存在物，它又劃出了限定，必然因其特定方麵的凸出反而遮蔽了它與存在的意義關聯。特別是，作為對象化客體，它極易導致實用性與主體意誌占有的凝聚。從而猶如一支亮燭，在照明周圍的同時反使更廣大的環境陷入黑暗。隻有不斷消解對象化所帶來的功用占有觀念與視野限定，動態地看待那凸出的存在物，使其凸出與遮蔽如實地相抗衡，而不是滯留於實體化的靜態物或混沌無物的虛無割裂兩極片麵之中，才會顯示出那生而不滯、生生不息的存在意義。這種顯示，就是真理。【14】海德格爾認為存在意義之顯示、即真理的發生有多種可能方式，但“真理在開放的存在物中建立自身的一種主要方式，是真理自身設入作品”，即藝術與審美。美不是真理之外的伴發物，美就是真理發生的基本方式。海德格爾以陶壺為例，將陶壺傾注酒水的片刻，視為天地人神四元友愛聚集亦即存在意義顯現、美與真理發生的時刻。【15】對於我們重要的是，美作為真理發生的方式，在根本上已排除了征伐統治的真理觀念。真理，意味著本然的友愛與奉獻，意味著個性聯合遊戲地超出自我又豐富自我，意味著一個使人超越利己主義涵義界的人性意義境界。【16】
人文意義與真理在本性上是非暴力的。所有侵犯進攻風格的真理觀念都可以還原為自我中心的權力統治涵義。
誠然，到現在尚未提到罪惡與不義，它們恰恰是迄今人類曆史中更加觸目驚心的事實性存在。美與善之人文真理意義當然不能避開罪惡的環境。人文知識分子對意義之守護，正是針對罪惡環境而言。有效的守護，如前章所述，必須與暴力具有同質性：隻有刀才能擊刀。本書高度尊敬與同情甘地非暴力主義，也信服其深遠的實踐可行效果（如在印度獨立運動中所產生的巨大作用那樣），但守護意義不可能絕對非暴力。【17】
然而，曆史事實卻表明，對於人文知識分子及其所守護的意義來說，真正的危險並非由於善良而造成的軟弱——從長遠來看，持久而明智的善良軟弱乃是無法製服的積極性存在，她是最終從軍事、政治、經濟諸方麵導致暴政崩潰的中心源泉，暴力從不能真正戰勝真理意義，因此它才求助於語言而轉化為意識形態。真正的危險來自意義自身的蛻變。政教合一所導致的專製暴政表明，一種善良和平的意義真理一旦異化為權力，其殘暴程度遠非外在的強暴所能相比。防止意義異化為極權專製，不僅需要如人們已談得很多的那樣，將事實世界與價值世界分立、讓愷撒與上帝分管俗世與天國、防止超越性意義直接操作權力，更為根本的一個方麵是，人文意義自身就須要防止權力的侵蝕而異化為暴力。其中的一個關鍵，正是前邊所梳理的真理及其人文教化的本性守恃；而這種恃守的一條極為重要的界限則是非暴力精神。作為基本精神，不得訴諸暴力的意義守護，必須是真正自衛性質而非進攻性質的，而且它必須限製在盡可能低的水平上。同時應當注意的是，這種非暴力精神是廣義的，它不隻指對身體行為的限製，尤其要恃守於意向觀念與語言風格中：人文知識分子隻擁有語言，但這是可以使人類走火入魔的語言。因此，守護人文語言的和平本性攸關人類社會的安全與幸福。政教合一的意識形態語言的巨大危險，也正在於它恰恰使人文語言權力化了。【18】
對於人文知識分子來說，語言是否真正和平，便並非單純的私人個性風格問題。這絕非褫奪人文語言守護意義的戰鬥性，但無論在曆史事件或在日常言談中，都已充分表明：自衛守護與進攻（侵犯）擴張，區分幾希！人文知識分子，一切以普遍性（分析哲學所指出的形而上學性）語言言說者，當以身處兩個世界滲透壓迫下的儒士格言自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