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已占據了所有的位置，
……
我們想要得到一切，
你們的心就是我們的目標，
你們的靈魂正是我們的獵物。【8】
對人心的統治是權力可能達到的最徹底的統治。政教合一之可能演變成極端專製，一個突出的原因正在於這種統治具有人格操縱的性質，這一點又使之帶有特別殘忍的非人性特性。
中國明代之所以成為集權專製空前發達的時代，正與程朱理學經永樂朱棣頒定獨尊地位相關聯。所謂“合眾途為一軌，會萬理於一原”，“使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就是指實現思想專製劃一的統治。晚明大儒劉宗周以“慎獨”為中心的修養，其《人譜》“記警”百條，衣食住行，種種細微心態意念均置於理學監督規範之中。直至近代前夕，這種精神專製的實質才被戴震說出：“其所謂理者，同於酷吏之所謂法。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孟子字義疏證》）後來譚嗣同更深入地揭露：“俗學陋行，動言名教，敬若天命而不敢渝，畏若國憲而不敢議，……上以製其下，而不能不奉之。則數千年來三綱五倫之慘禍烈毒，由是酷焉矣。”“名之所在，不惟關其口，使不敢昌言，乃並錮其心，使不敢涉想……”（《仁學》）錮心滅念，這正是權力憑教化才能達到的統治程度。
教化異化為統治之所以可能格外殘忍與非人性，是由於教化普遍性的形上觀念原本就超越於日常世俗涵義之上，一旦作為統治權力橫行於日常涵義世界，會全然不顧忌日常觀念束縛。例如，希特勒納粹法西斯主義以“雅利安人高貴、猶太人是魔鬼”這種杜撰的神化觀念為旗幟，煽動製造出非理性的狂熱情緒，竟能摧垮日常生活正常的社會秩序，使失去理性的群眾成為無人性的滅猶劊子手。中國“文化大革命”中，“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狠鬥私字一閃念”的人格精神控製使許多人實質淪為自虐狂患者。“革命”觀念高懸於那一時代每一個人的精神上空，它不僅剝奪了個人的全部私人生活的合理存在，也摧殘了人類文明社會最基本的人倫（母子、夫妻、師生、友人）與文明時代個人最起碼的羞恥心、同情感、自尊自信乃至自我意識。
這種非人性的人格操縱無例外地以群體非理性的迷狂氛圍為前提。但這並不是回到巫術文化時代。巫術迷狂是服務於人類的自我超越手段，而政教合一導致的非理性狂熱卻是私有製權力對社會民眾的操縱。那是真正的魔鬼地獄，因為它把本應陶冶與教化的私欲反推入了無限理性的飛騰運動中。
在這種極端的專製形態中，我們看到了意義（Significance）向權力的完全轉化：意義從人性的理想狀態異化為滅絕人性的專製工具。然而，意義之異化，不應歸咎於權力的強製或操縱，作為一種可能與方向，意義異化為極權，在意義自身原已隱伏著契機。第四章追溯巫王合一的開端時，我們已經指出了意義的超越性與權力等級的位格對應性質。本章前節在指出政教合一的兩個來源方向時，特別強調了教化自身的擴張所特有的複雜性危險性。在我們展示了教化擴張對於極權專製的特殊作用後，我們不能不再度審視意義及其教化方式。
（三）激揚真理與愛之教化
政教合一的意識形態語言具有如下特征：
1.它是對抗或博弈關係中的語言，具有為自己辯護並攻訐對方的戰鬥性。
2.無論辯護或者攻訐，都具有欺瞞和誇張、歪曲和權詐一麵。
3.染有情感煽動色彩。
4.由於壟斷教化與居高臨下的地位，攻擊與辯護都具有毋庸置疑的獨斷（甚至神聖）語調。這種客觀真理在握的自由獨斷與正義鬥士的激情渲染恰到好處的結合，是法西斯演說與“文化大革命”辯論講演最具煽情性的作品風格。
5.但對於大多數意識形態語言作品來說，由於此類語言自始就以集體大我與若幹教條原則排除了自我個性；同時徹底泯滅了內省反思的私人語境，完全成為對外宣講與統一人心的手段，從而公共模式的刻板規範化特征極為突出；而對個性思緒的清除過濾，不僅使語言幹枯，而且絕少真誠流露。因此，政教合一下的意識形態語言最終隻能流於平庸的官僚語言。
意識形態的魅力不可能來自權力，而隻能依賴人文知識分子及其教化語言。在人文知識分子闡釋並守護意義的語言中，有一個為技術涵義悠久浸染而極富進攻性的核心概念，這就是“真理”。這是一個極易同化於權力的統治意味的概念。
“真理”是與本質相符合亦即正確的認識，是行之普遍有效的觀念。這種流行的真理觀，表現出“真理”與占有性的技術涵義的密切關係。在此語用曆史背景下，“真理”上升為普遍性的意義理念，卻同時將實用性標準推廣為絕對性標準。這種絕對性並未消除真理的功用性，在“手中掌握真理”或“恃有真理”的流行語用中，真理是以人為中心、以私有製權力為背景的一件武器；即使在“為真理獻身”的語用中，真理似乎高於恃有真理者，卻並未削弱真理的威懾力；反而使之成為一件普遍有效、超越於對立雙方之上的“核武器”。真理的邏輯意義即消除分歧差異的同一性，成為統一一切對立差異的尺度與容器。統一，也就是權力社會學含義下的統治。大千世界中萬事萬物最終須統一於真理。
在這種語境中，挾真理如挾劍，捧真理如舉法器，使真理的傳播成為征服。在流行語用中，“真理”的這種征伐統一的鬥爭意味成為最值得注意的現象：“為真理而鬥爭”、“為真理獻身”、“捍衛真理”、“傳播真理”、“服膺真理”……乃至深掘“真理”技術統治背景，力圖使之詩意化的海德格爾，也引人深思地將真理視為“褫奪性的”（privativ）“衝突”。【9】
從“真理”中派生出了社會哲學的最高範疇“正義”。這是一個使人熱血激蕩，凜然聯想到“正義之劍”的詞，它使“真理”的鬥爭氣質更加外露了。“正義”是革命家依托所在，由此我們可以發現人文知識分子介入權力鬥爭的中介軌跡：從“真理”走向“正義”。
回溯這一軌跡，真理的如上觀念便內在地使意義世界伏有殺機。穆罕默德一手拿劍一手捧經的形象絕非伊斯蘭教所獨有，基督徒終於不顧耶穌在十字架上垂首示範的善良形象而高舉十字軍戰旗跨馬東征，而在後世佛教徒萬眾意氣激揚、如兩軍對陣的判教辯論中，靈山深邃的平和寧靜也早已遠逝。【10】在這種教化傳播中，人們已經很難將傳播真理與權力征服區分開來了。事實上，真理傳播也就是征服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