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介入權力：革命家與公務員
人文知識分子介入權力，無論是反抗破壞，或是參與建設，都已走出了意義世界，進入了權力秩序的涵義技術操作手段網絡。由此導致的後果無論對於人文知識分子自身或是對於塵世涵義世界，都是一幅錯綜複雜的圖景。
人文知識分子特有的手段是闡釋與教化，也就是廣義的話語言說，它的本性是非暴力（權力）的。蘇格拉底關於哲學家不可從政的訓條，以及他在權力審判麵前以生命為代價拒絕話語之外任何手段（例如金錢）的行事方式，與耶穌“勿以惡犯惡”的教導、佛陀弘大的和平氣度都表明了對權力手段的高度警惕。
但作為人文意義關涉權力所產生的最高社會原則正義（公正），當她現實地遭受暴力（權力）侵害時，最直接的自衛守護手段隻有與對方是同質的才是有效的：康德關於本體論語言進入現象界應用失效的論證，可視為對此的哲學說明。當然，至善意義雖與刀槍涵義規律不具有同質性，但卻可以並且應該作用於持有刀槍的人，這就是宗教和平主義的包涵（以意義包容、統攝涵義）精神。
但現實的罪惡與苦難卻迫使人文知識分子從意義闡釋忍不住地介入權力，如馬克思亦曾躊躇而終於決斷的那樣，以武器的批判代替批判的武器，“哲學家們隻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於改變世界”。“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隻能被看作是並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革命的實踐”當然不同於世俗涵義界的權力，但作為文化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人文學派，由此便曆史性地轉變為革命家團體，列寧及其布爾什維克成為革命家的成功典範。這一轉變成為塑造20世紀文明最強有力的方向之一。
繼佛教、基督教之後興起的伊斯蘭教，當它奠基於麥地那時，更突出的並非作為宗教信仰，而是生存安全與社會整合的政治權威與軍事組織。劍與經文結合的“聖戰”表明，意義與權力已經結合到何等同一化的程度。
這種直接訴諸暴力的意義守護者，已成為人文知識分子普遍的形象之一。早在漢儒，就於清議同時有拔劍赴難的勇氣：竇武難發，陳蕃“將官屬諸生80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後漢書·陳王列傳》）。延至民族獨立與民主解放為主流的近世，拿起武器投身革命的社會運動幾乎吸引了人文知識分子最優秀的人物。革命，為了正義而超越特定事件、民族與國境去戰鬥，從雪萊到格瓦拉，乃至中國紅衛兵，成為現代人文知識分子傳奇式的理想英雄。
當革命家與英雄成為人文知識分子的理想典型時，人文知識分子必定已經由自己的闡釋使之理想化了，他們不僅多少誤解了真實的革命，也忽略了革命家的人文知識分子所付出的代價。
維克多·雨果在《九三年》中尖銳地提出了人類近代第一場革命——法國大革命與人文意義（而不是暴政權力）的矛盾。為反抗暴政權力的雅各賓專政使自己成為了至高的革命專製權力。至高，也包括高過於人文意義。所以當郭文重新恢複人文意義的本體地位而釋放走朗德納克時，這位革命家被革命判處了死刑。郭文是以追究革命的人文意義目的而對革命專製手段的僭越性提出質疑的。當他得出“在絕對正確的革命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道主義”結論時，他就從革命家返回為人文知識分子了。所以，當他的革命教父西穆爾登將革命的殘酷解釋為必經的暫時狀態而指向人間權力的法製共和國時，他與西穆爾登分開了：
“我更愛的是，”郭文說，“一個理想的共和國。”
“啊，我的老師，你剛才所說的一切裏，有沒有盡忠、犧牲、克己、恩恩相報和仁愛的地位呢？使一切保持平衡，這是好的；使一切和諧相處，這就更好。比天秤更高一級的還有七弦琴。你的共和國把人拿來稱一稱、量一量，而且加以調整；我的共和國把人帶到蔚藍的天空裏。這就是一條定理和一隻蒼鷹的區別。”
“你迷失在雲層裏了。”
“你呢，迷失在計算裏了。”
“所謂和諧包含著夢想。”
“在代數裏也有同樣的情形。”
“我所要的是歐幾裏德造成的人。”
“我嗎，”郭文說，“我倒願意要荷馬造成的人。”……
“詩。不要相信詩人。”
“是的，我聽過這種話。不要相信清風，不要相信陽光，不要相信香氣，不要相信花兒，不要相信星星。”
“這一切東西都不能叫人肚子飽。”
“你懂得嗎？思想意識也是一種養料。想，就是吃。”【37】
本書第一章關於意義與涵義兩個世界的區分在此清晰地呈現出來了。革命對權力的改造也不能消除這兩個世界的差別。誠然，革命是意義世界向涵義世界曆史性生成的手段，然而，革命對涵義性手段的采用，反過來也使革命自身向權力涵義性質同化。在這種形勢下，革命必須依賴一個獨立於它並為它提供本體源泉的意義世界，才能繼續革命；或者相反地，革命同化於權力手段中而轉化成新的涵義世界。後者被稱作蛻變，它幾乎是迄今人類革命史上無一例外的現象。當然，新生成的涵義世界大多要更接近意義世界，現實俗世的涵義中曆史地積澱有越來越深厚的意義，這標明在人文文化意義上也存在著與物質文明同樣的進步。
人文知識分子即使作為革命家激烈介入改造權力的革命，也與權力派係之爭的政客或不堪壓迫起來造反的民眾有著深刻的區別：他是為意義世界而戰鬥的理想主義者，【38】而並非特定現實政治經濟利益的代表。然而，真實的革命不僅是人文意義觀念對權力及其涵義世界的改進，而且首先是基於涵義世界自身社會生產關係的利益衝突。因此，革命首先受製於社會科學規律支配，而不是取決於人文知識分子的人文學科闡釋。上述差別，不僅體現為人文知識分子的革命家與其他革命階層之間的摩擦衝突，而且會導致人文知識分子與革命本身的決裂。
19世紀德國“真正的社會主義者”被稱為“純真主義者”，“任何人如果不是從最崇高的道德原則出發，這些純真主義者就絕不願同他們妥協，哪怕是暫時的也罷”。他們“必須始終忠實於原則，不卷入並沒有危害真正原則的、隻有盲目的利害衝突的日常鬥爭中，使自己的學說受到歪曲”。【39】因此，這一派人文知識分子終於被馬克思主義工人運動所排斥。即使是有著功利主義傳統的英國，19世紀的文學家“也沒有一個不是政治家”。他們對於革命的渴求，超過了在政治經濟上實際遭受壓迫的民眾，一如雪萊的自白：“我，如同一個極其神經質的人，總是感受到別的人所感受不到的這個世界的壓迫。”但“就是這個雪萊，隻要他一開始大談特談即將到來的人類的黃金時代，他就變成了一個狂想家。……我們不禁想起同一時期的法國社會主義者們那些最不著邊際的夢想。……就連在這些詩人中顯然是最講求實際的拜倫，在政治上也時常像詩人那樣荒唐”。【40】俄國十月革命，受到了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葉賽寧等一大批文學家的狂熱支持，然而，革命的血汙與民眾的粗野卻甚至使高爾基也發生了懷疑。【41】一代知識分子在這場革命中經受了精神觀念與教化生存的深刻痛苦，【42】甚至絕望自殺（馬雅可夫斯基、葉賽寧等）。即使有些人文知識分子成為革命中堅，也終因氣質旨趣的落落不合而不免受到猜忌或清洗，【43】這種情況甚至可以上溯到古代中國那些功成身退、隱逸江湖的謀士（範蠡、張良等）。他們即使極為出色成功地改造並運用了權力，也清醒地意識到權力的手段性質，從不多逗留於此種涵義世界中。也許，這種出入意義與涵義兩界、不礙不滯、來去自由的中國古代謀士，他們表現了一種更為成熟恰當的人文知識分子處世態度？
如果說上述人文知識分子由於不願與涵義世界的權力結合而成為革命的自覺落伍人或同路人的話，那麼，更值得注意的是那些自覺與革命合一、鼓動或推進極端的手段，力圖在涵義人間實現意義天國的狂熱革命家，他們恰也來自人文知識分子。
朗德納克一針見血地指出，“隻要有阿路哀（伏爾泰）這種人，就會產生馬拉這種人。”然而伏爾泰的名言正是：“教士與帝國一致的製度，是最可怕的製度。”“對於教士，在革命中是沒有中間路線的。一個教士如果投入這種現行的非常事變裏，不是為著最卑鄙的動機，就是為著最崇高的動機；……西穆爾登是崇高的，可是這種崇高是和人隔絕的”。【44】學術界已經分析研究過盧梭為代表的道德理想主義與雅各賓專政實踐之間內在的聯係。【45】從法國大革命即開始的這種與軍事長官並列監督的政委製度，表明了中世紀教權時代之後精神意義與權力的新型結合。本書後邊將對這種政教合一的傳統及其危害展開分析。這裏所要指出的是，當人文知識分子充當執法官以至高意義為尺度裁決日常涵義世界人們的言行時，便忽略了後者作為人類生存的不可勾銷性（參閱本書第一章勞動二重性理論）。涵義世界是永不消失的，意義可以教化改進涵義，但不能消滅涵義。而那些直接打通兩界的人文知識分子，他們的激進革命不僅破壞了革命合理的批判功能，而且由於對日常涵義世界的徹底革命態度，使之敵視人類本身而走向了人文意義的對立麵。這種態度，如前節已述，它同時是將涵義世界占有統治性的等級關係移用於意義世界的教化關係，從而導致了意義自身的異化蛻變。
上述所有批評，並非主張人文知識分子放棄意義價值對於涵義事實的判斷與指導。所謂事實與價值二分、各行其是的觀念主張，不僅有違事實，而且從另一個角度肢解了完整的人。人的任何事實性判斷不可能與價值判斷無關。問題關鍵在於如何建立起雙方良性作用的聯係。
人文知識分子革命家同樣也是革命健康發生與發展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正是人文知識分子普遍的社會正義觀念，成為任何一場革命發動的啟蒙條件。在革命運動的全過程中，以人文知識分子革命家為中堅，使革命不僅保持著超越權力之爭的意義境界，亦使全社會各階層在革命中受到特殊有力的教化陶冶，從而才使革命對權力更新起到了真正的促進作用。曆次革命都使一批優秀的人文知識分子從革命家現實地轉化為政治家、軍事家或其他涵義職能人員，這無疑是人文意義推進涵義世界重要的作用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