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勞動二重性
作為人類性本體的勞動並非單一性的，而是對立統一的矛盾體。
勞動首先是人與自然進行物質變換（保持能量以維持新陳代謝）的生命活動方式，即謀生（生存）的手段。這一層涵義既是勞動發生學的根據，也是勞動基礎性的職能：作為勞動者的人的問世，是哺乳動物之一在特定自然條件下維持生命的飛躍性演進；這種與自然變換物質以維持生命的活動又是其後人類全部其他活動的最起碼條件。這一涵義下的勞動是受動或被動性的：它是對生存壓迫的回應。由於這一生存壓迫在最簡單的形式下乃是自然生命特定演進階段的生理（攝食、繁衍）性規定，因而回應這一壓迫的勞動恰恰表現出人的自然性限定，或者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它屬於必然性王國；或者用海德格爾的話來說，它是一種不以人的主觀意願為轉移的“被拋入”處境。
勞動的上述自然限定性，往往被近代以來的啟蒙進步觀與科學技術主義視為“生產力低下落後”階段的特征，它被預言在一個“更加進步”的亦即“生產力高度發達”的社會中將趨於消失。
但是，人作為哺乳動物的自然生理需要，盡管可以在需要與滿足的程度、形式上發生變化，卻可能被勾銷（例如不再吃飯）嗎？如果無法勾銷，勞動就永遠將具有此種自然限定性。
更加複雜而重大的問題是：以技術為主幹的生產力發展是否可以在與自然限定性對立的方向上為人類帶來自由？【11】
首先應該指出的是，自由盡管可以有程度水平的區分，但其質的規定性並不係於生產力發展的數量。較低生產力階段上的人可能享有比較高生產力階段上的人更多的自由，這已是曆史上屢見不鮮的情況。犬儒學派與老莊哲學乃至當代梭羅主義的儉樸生活運動，其合理性依據之一即在於此。
其次，勞動的自然限定性作為人的生存論的客觀結構，並非價值判定的對象，它隻是一種客觀條件。自然限定性並非必定與自由對立：對於貪求長壽的皇帝來說，必有一死乃是最大的痛苦，而對於進取創造者而言，人生有限卻恰成為激活自我意識、珍惜生活意義、以強化創造力的自由動力。填腹這一基本自然性限定也可以同時完全是人性的，如海德格爾描述過的古希臘農人飲酒進食時向天、地、神感恩知足時的幸福境界，“因為按人的含義來理解的受動，是人的一種自我享受。”【12】
近代啟蒙主義依據邏輯知性與科技發展向人類提出了一幅從低向高不斷進步的社會曆史圖景。現代人至今仍生活在這一圖景中。
在啟蒙主義進步觀中，自然與自由的對立是一條主線。然而，自然在何種涵義下是與自由對立的呢？同樣，自由在何種涵義下是對自然的“進步”或“超越”呢？“超越”與“進步”一樣，是一個在現代文化中泛濫成災的時髦詞語，它們都有待批判性厘定。
自然物各以其單一的無意識的存在方式與周圍環境物質變換，它們各有自己特定的環境：石與陽光空氣、雨雪河流接觸，風化為砂，樹與土地、陽光、雨水、空氣相互交換與影響，羊群攝水草而以排泄物肥沃土地……在自然物各自的環境中，存在著重複單一的自然因果關係，在有機生命的活動中甚至存在著為滿足生命需求的複雜的有目的的本能反射動作，但其欲求的形式與內容依然是單一的。類人猿也如此。
以使用與製造工具為核心的勞動對自然的改變生成了一種新質。勞動工具突破了自然生物單一的反應模式而趨向於多樣全麵與自覺有意識的活動方式：一根棍棒即有挑、劈、刺、擔、抬、撬等多種使用。從而，勞動工具不僅聚集了多樣的自然因果關係，成為打通、聯合各個自然物及其環境的中介，並且進一步開發、解放出各個自然物原先被單一存在方式限定了的潛能，創造出新的非自然自在可能的因果聯係，使自然物也獲得了舒展與釋放。孔雀石的純淨光彩憑借石匠的鑿刀而顯現於世，沉睡在山脈中的礦石經過冶煉加工成為澆灌的水管，從而為植物生長提供友愛與幫助，被加速器釋放出來的原子能則支持著灌溉係統的運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