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學科所致力的人的生存意義不同於科學分工的專業性知識，它屬於人類各行各業個體的人所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根基，每個人都強弱不等地具備有人文自我意識。正如古希臘智者學派早已講過的，哲學乃是一種普遍性的教養而非專業。但是人文意識隻是在人文學科中才被集中地專題化了，即是說，成為了主題。因此，從事人文學科（哲學、宗教、藝術、教育）的人可能（但並不必然）是人文知識分子，而那些懷有強烈的人生自我意識並遠超出一己命運思考、將之推廣為人類普遍問題者，即使是非人文學科專業的（例如物理學家愛因斯坦），甚而是不識字的民間智者，就其人文性的社會影響而言，也同樣可視作人文知識分子。相反，M·韋伯所說的“無靈魂的專家”，【50】雖然其中有以傳統人文學科（例如語言學或曆史學）為業者，但當他把主體性對象完全轉化為物理學所研究的客體，並以此建立自己的專業旨趣時，就不在人文知識分子之列。同樣的專業，例如語言文字訓詁，在黃宗羲、顧炎武與王夫之那裏，是基於複興民族文化的社會責任，而其後避席畏聞文字獄的乾嘉學者，其中相當多人卻隻是以之作為逃避社會人生的藏身之所，他們並不關注人文意義。他們的工作至多在技術意義上屬於人文學科，但他們不僅不同於黃、顧、王，也不同於懷有人文意向並表達了人文思想的戴震。同樣，把自己專業作為混飯謀生手段的教書匠、畫匠、“哲學工作者”之不同於教育家、藝術家、哲學家，也是古今同一的常見現象。即使是同一個人，如馬基雅維裏，盡管以精通傳統人文學科知識著稱，但當他僅僅視曆史為必然，並以幕僚心態遵從性地研究權力時，就隻屬於政治學者；而當他政治失意後參加“奧蒂·奧列薩那列”沙龍聚會，並超脫而獨立不倚地鳥瞰曆史與寫作《論李維的“曆史”的前十書》時，就獲得了人文知識分子的尊嚴……因此，與其說人文知識分子是基於某類專業的外在固定類聚，倒不如說是基於人文主義立場、態度和傾向的精神群體，它同樣具有人文學科那樣的形而上學非實體性。
從社會身份地位或政治經濟狀況來看，人文知識分子並不構成特定的階級或階層。他們之間在具體的政治態度、經濟狀況與社會地位上的差異與不統一性遠較各類社會階層突出得多。他們甚至沒有統一的職業。更為重要而有深意的是，即使是從事傳統人文學科、有著大體一致職業的人文知識分子，他們雖然同其他社會階層一樣有著自身現實的政治經濟利益，但作為人文知識分子，他們所致力的人文終極關懷卻並不基於自身階層特殊利益而屬於人類；與其他社會分工基於勞動謀生功利性不同，立足於勞動超越性的人文學科的終極性意義價值在世俗社會的功利價值交換係統中沒有直接的交換價值，或者說，由於人文價值的本體地位，它是不可交換的。這種自身活動價值與社會交換價值的不同一性，使人文知識分子在某種意義上飄逸於現實社會係統之外，如曼海姆所說，人文知識分子屬於真正的自由職業，而不是付酬職業。【51】
因此，人文知識分子並非依據政治經濟地位狀況編類統計的“知識階級”或“知識階層”（“intelligentsia”），即是說，它主要不是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這些“無恒產而有恒心者”（孟子）、“社會性的非實體”（non-entity）【52】、思想性的“無依托者”（別爾嘉耶夫），在封閉於現象經驗界的現代分析哲學看來，甚至根本就是無指稱的“空類”（弗雷格），或非具體專名的“摹狀詞”（羅素），它倒是更符合海德格爾對“人”的形而上學規定——揭示存在意義的“無意指的指號”。從而，實證科學的社會學立足於形而下經驗對人文知識分子的外在統計調查和概括結論僅有技術性枝節意義。曼海姆晚年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局限，他看到了對知識分子獨特功能的追溯勢必“衝破社會學分析的界限，走向一種文化哲學”。【53】但他最終拒絕走出這一界限。
結論：勞動與人既是被限定的又是超越性的，作為從形而上學的人文學科角度闡釋這一超越性意義的人，人文知識分子自身也成為形而上學的對象，因而它也分享了形而上學的理念性：這不僅是指這一群體的精神性，而且是指它的價值理想性；這後一點意味著一種崇高的人類信念。
注釋：
【1】鄭玄：《禮記正義注》，阮元刻本《十三經注疏》下冊，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1688—1689頁。
【2】《周禮·夏官司馬》，阮元刻本《十三經注疏》上冊，第857頁。
【3】參考讓·皮亞傑的發生認識論有關研究。
【4】讓·皮亞傑：《發生認識論原理》，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56、52頁。
【5】這在東方漢文化圈則是明清（以及明治維新）的實學對理學的批判。此采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成說。
【6】《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133—135頁。
【7】參閱〔英〕亞·沃爾夫《十六、十七世紀科學、技術和哲學史》第一章，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
【8】因此，西方學術界單憑語用曆史而說“intelligentsia”與“知識分子”淵源於俄、法人文學者，這就忽視了在現代語境中知識分子觀念的科技工業化背景。在本書看來，包括俄法傳統在內的人文知識分子觀念恰恰是後起的，它作為近現代科技知識分子的對立性觀念進入人類思想史，隻是當代的事情。此種人文知識分子觀念至今尚僅為學術界少部分人所了解，還遠談不到成為社會的普遍觀念。
【9】轉引自M·邦格論文，《哲學譯叢》1993年第3期，第35頁。
【10】文德爾班：《曆史與自然科學》，中譯文載洪謙主編《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55、59頁。
【11】柏格森：《形而上學引論》，中譯文載洪謙主編《西方現代資產階級哲學論著選輯》，第134、137頁。
【12】W·海森堡：《物理學與哲學——現代科學中的革命》，科學出版社1974年版，第18—19、24頁。
【13】轉引自S·錢德拉錫克：《科學中的美與對美的追求》，載《世界科學譯刊》1980年第8期。
【14】轉引自〔英〕舒馬赫：《小的是美好的》，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第63頁。
【15】湯川秀樹：《科學思維中的直覺和抽象》，載《哲學譯叢》1982年第2期。
【16】參閱維納《人有人的用處》，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152頁。
【17】丹尼爾·貝爾：《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三聯書店1989年版，第74—75頁。
【18】參閱氏著《現代社會的結構與過程》，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第18、140、141、160頁。
【19】M·海德格爾：“科學的新時代的企業性質的決定性的展開也給另一類人打下了烙印，學者消失了。他被處在研究活動中的研究者所取代。從事研究活動，而不是致力於博學，……研究者從自身出發必然趨向於在本質意義上的技術人員的形象的範圍。唯有這樣他才能發揮作用，並在他的時代的意義上是現實的。學者們和大學的日益軟弱無力和空洞的浪漫精神在某些時間和某些地點才能保持下來。”（轉引自〔德〕Günter Seubold《海德格爾分析新時代的科技》，宋祖良中譯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頁。）
【20】列寧：《進一步，退兩步》，《列寧文選》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9—410頁，第466—467頁。著重號係原文所有。
【21】參閱安東尼奧·葛蘭西《獄中劄記》，人民出版杜1983年版，第421—423頁。
【22】參考讓-費朗索瓦·利奧塔德關於後現代知識分子境況研究，以及中國大陸王朔小說所體現的社會思潮。
【23】〔俄〕尼·亞·別爾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ИстокuсмыслрусскогоКоммунuзма，Москвα，1990，Cтр.18.以下凡引此書，僅注頁碼。
【24】《俄國共產主義的起源與涵義》，第17—18頁。著重號原有。
【25】《俄國共產主義的起源與涵義》，第18頁。
【26】西方文化這一概念與中國先秦時代即出現的“素王”大致對應。
【27】參閱〔英〕G·D·H·柯爾《社會主義思想史》第3卷，上冊，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413—414頁。
【28】詳見本書第五章關於政教關係的討論。
【29】《文化價值與社會變遷》，載《讀書》1985年第10期。
【30】參見薛湧：《知識分子的政治參與與獨立人格——首屆知識分子問題討論側記》，載《光明日報》1988年9月8日。
【31】許紀霖：《商品經濟與知識分子的生存危機》，盛斌：《一個知識分子跨越世紀的選擇》，徐鈞堯：《知識分子和現代社會》，顧昕：《知識分子的理想國》。
【32】參閱陳平原撰《近百年中國精英文化的失落》（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一世紀》總第17期）及相關評論。
【33】參閱“邊緣”叢書（張誌揚主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1990年），張誌揚：《拯救專名的榮譽：重申“個人真實性及缺席的權利”》（“現代中國人心目中的國家、社會與個人”國際學術研討會文獻，斯德哥爾摩，1993年）。
【34】參閱陳平原等編輯《學人》叢刊（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劉夢溪主編《中國文化》叢刊（三聯書店，1991年—），以及北京大學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及《國學集刊》《原學》等。
【35】趙毅衡：《走向邊緣》，《讀書》1994年第1期。
【36】有關知識分子基本原理的討論在20世紀90年代後始終是中國思想文化界的深層熱點，有關論著不勝枚舉。可以最近出版的《東方》雜誌（東方文化研究會，北京）1994年第2期對上期王力雄《渴望墮落：論知識分子痞子化》一文的三篇討論文章為例：許紀霖：《俗世中的時尚》，鄭寧：《誰是知識分子？》，尤西林：《守護理想與消解權威——知識分子的雙重職誌》。
【37】對知識分子話題的敏感熱情是20世紀末葉中國知識界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之一。1992年河南人民出版社組織（許明主編）的“中國知識分子叢書”編撰意圖方才披露，立即激起強烈反響（參閱上海《社會科學報》1992年7月2日一版報道及在此後的有關反響報道綜述）。
【38】參閱尤西林《人文學科及其現代意義》，載《中國社會科學》雜誌社《未定稿》1987年第1期。
【39】此據《周禮》。“六藝”若從經典角度講則作：《詩》、《書》、《禮》、《樂》、《易》、《春秋》。
【40】參閱馬克思《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關於“美的規律”的勞動規定，以及拙作《審美的無限境界及其人類學本體論涵義》，載《當代文藝思潮》1987年第3期。
【41】因此，人文主義（以及人道主義與主體性）並不等於人類中心論。後者恰未脫離囿於自我生存的狹隘動物性。而人文主義固有的自我超越性則不僅是高揚人的理性的啟蒙論者的真實基點，實質同樣是當代反人類中心論者的真實基點，甚至也是一切宣稱反人文主義者的真實基點。這也就是海德格爾在《論人道主義》中說“思反對人道主義，是因為那人道主義把人的人道放得不夠高”（熊偉譯文，《存在主義哲學》，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103頁）的辯證含義。因此，與時下依據字麵含義講海德格爾是反人文主義者相反，海氏實屬20世紀最重要的人文知識分子之一。同樣，當代西方反人類主義的自然保護主義也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最新發展階段。
【42】詳參閱尤西林《對〈費爾巴哈論綱〉第6條的再思考：關於人的本質》，載《人文雜誌》1989年第3期。
【43】這一區別為現象學與蘇俄“文化曆史學派”所強調，參閱阿·尼·列昂捷夫《活動·意識·個性》第171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以及薩特《存在與虛無》導言“反思前的我思和感知的存在”一節。
【44】H-G·伽達默爾：《真理與方法》第1部第1章第2節。
【45】與不同意將人類中心論混同於人文主義一樣，也不能同意將主體性打入人類中心論；那種全盤否定主客對立性的觀點忘記了勞動自始即出自這種對立，並且隻有基於這種對立才能不斷超越（揚棄）這種對立。我稱此種本體性的對立統一結構為勞動二重性，這一觀點最早見於拙文《康德理性及其現代失落》（《德國哲學》第8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這一點也是海德格爾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曆史觀與馬克思勞動曆史觀重要區別之一。
【46】對人類學（Anthropology）的希臘文辭源分解（Anthropos+Logos）表明，所謂“人的科學”（人類學後來的通稱），其實就是由知性邏輯編織的人的現象的規律性知識，它完全處於康德關於現象界的劃分範圍之內。1501年德國學者洪德（Magnus Hundlt）開始使用這一名稱時，指的正是人體解剖與生理研究。
【47】歐美今日為少數貴族或特權子弟尚還保留的“liberal arts”人文學院教育除外。
【48】“不管人的各種專長在其客觀內容方麵培訓得多麼高深，我們仍然不稱它是文化。隻有當他在那方麵的單一完善列入到靈魂總體時，隻有當靈魂將所有內容提到高深階段而使它們相互間的矛盾達到協調平衡時，簡言之，隻有當它們協助整體完成統一時，才能形成文化。那麼把我們的各種成績或感受性置於各具體專業係列範疇，並用它們的尺度進行等級衡量就不允許與將同樣內容置入文化範疇（即我們內在總體的發展）進行衡量的尺度相混淆。”（〔德〕G·齊美爾：《橋與門》，三聯書店1991年版第90—91頁）這表明，人文主體性並非否定專業知識，而是將之協調與提升到人自身為目的的“內在總體的發展”中去。但這一邏輯的合題卻須以漫長的曆史實踐為基礎。
【49】參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8頁。
【50】M·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三聯書店1987年版，第143頁。
【51】卡爾·曼海姆：《知識階層：它過去和現在的角色》，鄭也夫中譯文，載於《社會學與社會調查》1992年第1期，第51，48頁。
【52】卡爾·曼海姆：《知識階層：它過去和現在的角色》，鄭也夫中譯文，載於《社會學與社會調查》1992年第1期，第51，48頁。
【53】卡爾·曼海姆：《知識階層：它過去和現在的角色》，鄭也夫中譯文，載於《社會學與社會調查》1992年第1期，第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