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知識分子傳統在當代的合理性的突出，並非說人文知識分子成了時代驕子，恰恰相反，人文知識分子迄今並未改變自近現代以來與日俱增的冷落及受排斥地位。【19】這表明，特定時代的社會時尚與本體性的終極價值尺度絕非吻合的關係。
3.無產階級專政意識形態與知識分子
十月革命之後，蘇維埃無產階級專政的最初幾年間，知識分子與新政權尖銳對立的態勢是一樁至今值得研究的事情。1921年，大批教授被大學除名。1922年，120餘名世界著名的學者、作家和藝術家遭到逮捕，隨後被宣布為不受無產階級專政歡迎的舊知識分子而驅逐出境。這就是20世紀初葉重要的俄國文化流亡事件。這批被逐者多屬人文知識分子，包括有別爾嘉耶夫、布爾加柯夫、舍斯托夫、洛斯基等後來為俄國文化贏得了世界性聲譽的學者。
人文知識分子為何首當其衝？因為他們是獨立地建設價值體係與世界觀的人；而在斯大林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是以壟斷所有意識形態解釋權為重要特征的人間政權——但這恰恰意味著，專政型意識形態專家本身正屬於持有一種價值立場的人文知識分子。但一個並非無關緊要的區別在於，他已與強製性權力同一為一體了。
1920年之後，新生蘇維埃在嚴酷的內戰環境中被迫強化了專政意識，對持有獨立價值立場的人文知識分子的打擊隨之也擴大向科技知識分子，由此形成了無產階級專政意識形態與知識分子持久長期的緊張對立關係，並成為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一種普遍的現象。
這一對立並非偶然的特定形勢（如內戰）所造成，它有其曆史必然性與理論根源，事實上構成為現代知識分子困境的特殊組成部分。
盡管這種意識形態一般都強調知識分子不是獨立的階級、而是依附於其他階級的階層，但是又都總是認為知識分子實際上依附於“剝削階級”，從而往往冠之以“資產階級的”或“小資產階級的”，即視之為無產階級的對立麵或“改造對象”。這種意識形態對知識分子的批判一般基於三個方麵：
（1）基於經濟基礎的階級分析與（庸俗）社會學分析：這往往根據知識分子在剝削階級統治的社會中擁有受教育的條件、有著高出於勞工階級的社會經濟地位，以及由此溯及他們的家庭出身等等，而將其納入階級分析範疇。此外，也往往隱含有曆史根據，即：古代以及曆史上多數時代的腦體分工往往同時即是階級統治，腦力者即統治壓迫者；而與之對立的體力勞動者因此派生出了一係列價值判斷乃至政治色彩頗濃的社會用語：“勞動人民”“勞苦大眾”“工農大眾”“窮人”等等。
（2）在以集體主義為最高道德的社會裏，個人主義不僅與西方褒獎性的“自由個性”不同，甚至也不是一個中性描述的概念，而具有頗強的批評意味；而基於經濟及社會分析法，知識分子本性即傾向於個人主義。列寧在批評馬爾托夫草案時說：
誰也不敢否認：作為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特別階層的知識界，其特點，一般和整個說來，正是個人主義而不能接受紀律和組織（例如參照考茨基論知識界的著名論文）；這也就是這個社會階層弱於無產階級的一種特征；這就是知識分子意誌萎靡動搖而使無產階級常受其害的一種原因；知識界的這種特性是與其通常生活條件，即與其非常接近於小資產階級生存條件的謀生條件（單獨作工或在很小的集體內工作等等）密切相連的。
列寧隨之以高度評價的措辭（“一種燦爛的社會心理學的估計”）引用了含有如下判斷的考茨基論文：
……我就隻是把知識分子一語了解為普通的知識分子，他們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為立腳點並且是知識分子階級的標本代表。這個階級是與無產階級有相當對抗的。
……
知識分子……在他看來，表現本人個性的完全自由乃是順利工作的首要條件。他作為某個整體的服屬部分資格服從這個整體是很勉強的，是迫於必要而不是出於本人意願來服從的。【20】
類似的話，以後斯大林、毛澤東都講過。
（3）馬克思主義對腦體分工傳統的批評立場：這包含著複雜的不盡一致的內容。一方麵，馬克思本人曾肯定、又揚棄腦體分工，進而指向一種克服了現代工業化分工的全麵發展的個人生存樣態；而以“每個人的全麵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正是共產主義（《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9頁）。從而，消除腦體分工成為消除“三大差別”的共產主義理想化社會的致力目標之一。後來的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列寧、毛澤東等人也在這一方向下發揮過消除腦體分工的思想。20世紀上半葉，意大利共產黨領袖安東尼奧·葛蘭西則不僅結合個人全麵發展理想分析了腦體勞動的內在轉化性與統一性，而且將知識分子觀念從依據腦體分工的勞動形式原則移向獨特的社會職能這一基點。葛蘭西的這一方法論轉變曾受到現代知識社會學的高度評價。他一方麵分析了腦體分工的相對性，強調任何勞動中都包含有腦體的最低限度統一，因此，腦體分工不能從質上規定知識分子；另一方麵他又正麵探討了知識分子的獨特社會職能，較為零散地指出了知識分子中介社會各階層及其人道主義世界觀諸特征。【21】而毛澤東關於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一貫性倡導，則不隻具有滿足社會革命與社會建設需要的直接意義，而且也包含有一種理想人格的塑造原則。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關於亦農亦工亦學亦兵亦商的“五七”指示，摒棄其政治鬥爭背景及惡劣後果，其中仍然包含著上述“全麵發展”的理想。隻是這類思想往往有著農業空想烏托邦的性質，而且具有濃厚的排斥理論思辨、看重實用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更重要的是，在這種消除腦體分工的設想中，知識分子基本被規定為消極性的被改造對象。這後一點在馬克思主義批判腦體分工的傳統中是一個較普遍的缺陷，即這種批判並沒有提供出像葛蘭西所強調的知識分子的獨特社會職能內涵。
應當客觀指出的是，馬克思主義從一種文化理想與社會理想轉變為某一時期的強製性意識形態後，也就壟斷了人文價值觀念，從而勢必要特別地排斥人文知識分子。十月革命後斯大林更加僵化了這一趨勢。後來毛澤東反複強調區分文科知識分子與理工科知識分子，明確貶抑前者而將後者主要視為技術工具，這決不是他個人好惡的偏向。
但如前邊已經指出的：排斥人文知識分子的意識形態強製者，其自身也是以某種壟斷地位的人文價值為職誌者。這已經為後來的後現代主義將人文知識分子與教化壟斷者一並否棄創造了條件。
4.後現代主義對人文知識分子的消解
“後現代”（“Postmodern”），是一個新近輸入的外來語。盡管就辭源而言，20世紀30年代已有“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的語用，但成熟為獨立的思潮，應是60年代中期才興起的。作為社會形態，依照丹尼爾·貝爾的看法，後現代實質即“後工業社會”，而後現代主義則是其文化表現。從著眼於工藝線索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觀來看，後現代或後工業社會，是與生產使用價值的商品的現代工業社會相區別的信息或知識社會。
可是，正在步入現代化門檻的中國人談西方的後現代化意義何在？這裏提出的實際是人文闡釋的根據，亦即人文闡釋者的現實處境問題。90年代以後中國文化界關於後現代主義的討論，並不單純是對西方思潮的譯介，而是基於自身現狀的人文闡釋，即一種問題情境的遭遇、視界的融合與對話。本來，作為人文對象，後現代主義自身也拒絕一切非闡釋性的純認識論旨趣。
1990年後兩大陣營冷戰對壘時代的結束，同時也意味著強製性意識形態長達近一個世紀之久的對抗（“麥卡錫事件”反共浪潮—“文化大革命”反帝反修運動）的曆史性轉變。這種為丹尼爾·貝爾60年代所預言的“意識形態終結”，屬於後現代主義基本內涵之一，而“後意識形態”則是中國文化界在“後現代主義”話題下與西方對話的溝通性基礎。
1978年以後，中國宣布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而轉向經濟建設，標誌著中國進入了後意識形態時代。轉向經濟，更普遍的深層意義則是轉向科學技術，即彙入科技時代主流。
科學技術自近代以來日益深廣的進軍至後現代，引起了西方社會一個質的飛躍，那就是，技術已不再與主體性的個人保持主客體關聯，而發展為空前獨立的自主係統。科技係統不僅支配經濟、也支配政治與涵括日常生活的廣義文化。這種統治性的科技係統卻是無人稱的，它消除任何主體性，甚至也消除創造科學技術的科技知識分子的主體性：如前節所敘述過的，高科技網絡首先所抹去的，正是科技專家（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他們業已轉化為現代科技係統大軍中嚴格操作的士兵角色。同樣，行政官員們則已成為科層製度中的職員（公務員）。循此大勢，一批人文知識分子則轉化為技術複製時代大眾消費文化的製造匠。
這個科技網絡唯一不能吸收（輸入）的隻有人文學科。20世紀分析哲學關於形而上學語言非邏輯無涵義（meaning）的全部論證，都正是為這個統治型的科技網絡提供軟件原理。在後現代滲透生活的電腦二進位製麵前，充溢著自我個性情感意誌、躍動著超越性想象與非限定性意蘊的人文學科及其知識分子，都被拒絕為“非科學”性而放逐到社會邊緣。T·帕森斯指出了價值存在於社會係統結構之外這一重要事實，但他未能進一步說明，這在後現代並非意味著如同中世紀一樣高踞教化的地位，而相反地是為社會所不容。
後現代社會更突出的是信息軟件的功能，而不再是占據近現代生產中心的“硬件”類實體結構。這成為後現代解構主義的一個基礎：不是靜態限定的實在性結構，而是流轉不息的活動功能，成為了事物存在的真正根據。由此也就消解了永恒不變或絕對的價值、以及判斷價值的主體性立場，甚至不再承認任何中心與任何存在者的持存性質。
可以理解，這種解構主義一旦納入後意識形態的闡釋情境，將對那種將某一人文價值偏執化、絕對化甚至權力化的意識形態產生何等激烈的顛覆力量。但在這種包含著合理性的消解傾向中，又同時包含著否定與消解任何結構及任何人文價值的虛無主義。從而，並非偶然的誤會或擴大，後現代主義者或“後意識形態者”在消解僵化意識形態時，總是同時要攻擊、嘲弄和否棄人文知識分子。【22】
虛無主義在其一味攻擊中從不反觀自身的基礎。然而，同海德格爾對技術的中立性假相的研究與揭露一樣，法蘭克福學派研究晚期資本主義的一個結論也正是，科學技術不僅是生產力，而且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科技工藝服從於人的特定欲望這一前提深深埋藏於科技工具的高度合理性與客觀性之中。但當一個高科技的後現代社會全麵地同化於科技規則時，一種不露麵的價值取向也就全麵地支配了社會成員的生活方式與習性。如馬爾庫茲等對現代日常生活的現象學剖析所揭示的，廣告訓練了少年如何誇飾、一次性用品使人們習慣於彼此利用時更少受感情幹擾。與傳統意識形態那種外在強製的特性相比，這種工具合理性對人心的操縱，不僅更為廣大，也更為內在。
從某些後現代主義者身上，我們辨認出來的正是一種闡釋、幹預人文價值的人文知識分子功能。他們的獨特性在於，他們在否棄一切獨斷專製與一切固執偏向的過程中卻體現著自身的固執偏向，那就是虛無主義。虛無主義是將一切存在物虛無化的基點，它不能否棄虛無主義自己。如果虛無主義發展到了這樣一步，即它甚至也否棄了虛無化這一行動意向本身，它也就沉沒於原始的混沌：因為它終究無法將虛無主義者血肉之軀的自身虛無化，但在將全部價值尺度虛無消解之後，這血肉之軀隻剩下自然欲望，於是便蛻化為動物存在。在後現代與後意識形態時代之所以頹廢現象必定與虛無主義伴行，內在邏輯也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