劃分知識分子的一個最為悠久的傳統尺度是腦力與體力分工的原則：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這一原則至今仍支配著流行的知識分子觀念，它為各類辭典與教科書所承認。《辭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79年版）關於“知識分子”的定義是代表性的：
有一定文化科學知識的腦力勞動者。如科技工作者、文藝工作者、教師、醫生等。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剩餘產品的出現和社會劃分為階級而產生。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階級，而是分屬和依附於不同的階級。曆史上，各個階級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都要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隨著近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知識分子在社會生產和曆史進程中所起的作用更加重要。在革命運動中他們往往起著先鋒和橋梁作用。我國解放後，隨著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深入發展，知識分子隊伍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已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是黨的依靠力量。
對這一定義可作出如下分析：
（a）知識分子是腦力勞動者；
（b）知識分子具有專業性知識，這些知識具有各自的效益或功能；其中多數功能同體力勞動一樣，都是技能（技術）性的；
（c）知識分子依照各自專業而形成社會職業；
（d）知識分子是依附於階級的不獨立階層；
（e）知識分子具有獨特的“先鋒”作用；
（f）知識分子與近代以來的科學技術有著特殊的關係；
（j）最後，可以闡釋性地揭示的一個隱含判斷是：知識分子在曆史上與勞動人民往往是對立的。這一狀況在當代已基本改變，知識分子成為了“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上述命題，除過“a”（“腦力勞動”）與“j”（與“勞動人民”關係）之外，也基本上適用於其他社會階層（盡管“f”項對於這裏的知識分子定義仍具有特別的意義）。因此，這種知識分子觀念所指乃是以腦力活動為形式特征的勞動者。除過勞動形式有區別之外，無論就其社會職能或勞動內容，知識分子與其他勞動者並無更本質的差別。
但就名稱而言，“知識分子”卻是一個外來名詞。權威性的《大英百科全書》（第15版）將“intelligentsia”（知識階層）作為一個曆史性的專有名詞，特指19世紀末葉俄國一批對社會持獨立的批判立場的文化人士。與之相仿，英文中“intellectual”（“知識分子”）一詞則最早由克雷門梭（G.Clemenceau）指代以左拉為首的“德雷福斯案件”批評者，也是一批主持社會公道的文化人。但左拉不懼自己被判刑而挺身作辯，具有極為抽象的理念性動機。他所關心的不僅是德雷福斯個人的遭遇，而更看重的是這一事件所包含的意義，即當時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民權合法性危機對法國大革命所建立的現代人權與自由平等博愛精神的威脅。在這裏，“知識分子”已不再僅僅標誌一種勞動的外表形式，而開始顯露出某種超出於此的職能內容特征。“意義”成為知識分子職能所係關鍵。
那麼，什麼是“意義”？腦力活動性與知識分子獨特的職能內容有什麼必然的聯係呢？這種知識分子獨特的職能內容又到底是些什麼內容呢？
回答上述問題將是本書的主要任務。在此之前，回溯曆史是必需的。
一、知識分子觀念的曆史演變
（一）腦體分工的巫術文化背景
作為普遍性的社會分工，腦力與體力分工原則確立於奴隸製時代；雖然就發生學而言，還應當上溯得更早。
但在古代，腦體分工並非近代以來人們所理解的勞動的自然分工，即它還不是基於勞動發展自身的需要，主要還不是工藝技術性的，而具有超出勞動之外或之上的意義。例如，腦體分工直接就是階級統治。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就有這層意思。
因此，與體力勞動相區別的“腦力勞動”，其原初涵義不能囿限於技術功利。中國西周貴族所習“六藝”，即禮、樂、射、禦、書、數，今人看來，大多有其實用意義。但實際並非如此。以其中似乎最具實用技能性的射、禦而言：
……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誌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
是故天子以備官為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職為節。故明乎其節之誌，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君王務焉。【1】
“射”與狩獵或戰爭在此全無關係，而僅僅是一種類似今人練氣功一樣的身心修養。藉此修養，射者才在禮儀秩序中怡然得體，而且培養出立身立國、盡職盡誌的道德。
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兒，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兒遂驅之。及祭，酌仆，仆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軌，乃飲。【2】
“禦”在此主要不是馭者與物（車、馬）的勞動操作關係，而是遵循巫術祭祀傳統規則——即禮儀的嚴格操演。因此，“射”與“禦”的精神活動特性及意義使之同“禮樂書數”一樣，都屬於“腦力勞動”。
周禮崩解，“六藝”禮儀操演已失去現實體製對應物，因而它們主要是虛擬的形式化活動。但以孔子為領袖的原始儒學之士，卻經由這種虛擬形式的演習，與五帝三王的古代理想王國保持著精神上的聯係：習六藝，也就進入了想象中的神聖領域。如果要說這種不事稼穡的腦力活動也是某種社會分工的話，那麼它就絕不可在直接的功利意義下來理解。但這也絕非說這種基本沒有實用價值的活動對於人類沒有意義。恰恰相反，如《莊子》中所說的那棵“不材之材”的巨樹，它的意義無法用實用價值來衡量，而是超越了特定用途的更根本的意義。古代知識分子堅守這種超越性的意義信念，是因為他們去古未遠，尚能真切地感受到巫術文化的氛圍。
因此，必須強調超越直接實用來理解腦體分工的意義。“士誌於道”（《論語·裏仁》）與“君子不器”（《論語·為政》）必須對舉把握：勞心者與勞力者不僅在活動形式上（現代人隻看到這一點），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活動對象與目的性質上都有著深刻的區別。
這是一個普遍的原則。在西方，早在蘇格拉底那裏，“沉思”這一高貴的活動就已脫離具體操作的日常生活，它是反省與評價日常生活的活動，二者處於不同的層麵上。在亞裏士多德術語中，參與現實的“實踐”不同於抽身反思的“理論”。即使同是操作性的（如“射”或“禦”），政治與藝術性的“Praxis”與生產、製造物品的“poiesis”在古希臘卻有著嚴格的區分。這並不是因為二者在腦力和體力因素比重上的量的差異，而是有著深刻的質的規定。
（二）科技專家：近現代知識分子觀念
誠然，生產勞動自身的發展也已孕育著腦力與體力分工的需要。勞動工具與技術所拓展的日益廣大複雜的因果聯係與主客體關係，逐漸超出了直觀的操作形式而要求抽象化、普遍化，並以超前預見與重複可逆的運演（讓·皮亞傑：Operation）內化為純思維活動——但須要強調的是，這種基於勞動動作自發演化的思維活動，其內容主要是數學與邏輯性的，【3】而並不包括道德類價值判斷。這一點在理解本書所闡釋的人文知識分子職能獨特性時至為關鍵。服務於勞動操作的抽象思維運演、包括對運演再運演的更抽象的“反身抽象”（讓·皮亞傑：“reflective abstraction”），都並不開辟出超越勞動操作係統之外的新的方向，它們不可能評價操作的目的。但對於勞動操作自身來說重要的是：
由於對運演進行運演的反身抽象的結果，就出現了主體的邏輯數學運演的逐步內化，這最後導致可能轉換係統所特有的超時間性的出現，而主體就不再受實際轉換的束縛了。……思維最後把自己從身體活動中解放了出來……
……在這裏認識超越於現實本身，把現實納入可能性和必然性的範圍之內；從而就無需具體事物作為中介了。【4】
所謂腦力勞動，不僅是指用符號代替實物、用腦力代替體力勞動操作，而且“隨之而來的是一係列不能歸結為低級水平的中介結構的新特性的產生”（《發生認識論原理》，第29頁），“借助於一個組合係統而使認識可以達到一個範圍無限的可能性，”（同上，第53頁）從而，腦力勞動為體力勞動提供、創造了改進與發展的前提條件；這些條件依靠體力勞動有限得多的時空環境是無法自發演化產生的。
這種為勞動演進固有需要的腦力勞動，同一切後來分化的分工一樣，部分保存於巫術文化的混沌體中，另外部分，則自發地流傳發展於被視為下等活動的體力勞動者手中，這批專業技術傳統中的體力勞動者，就是近現代赫然崛起的工程師前身的重要組成部分：匠師。
巫術文化與其後漫長的中世紀神學文化，以其社會統治的偏執壟斷了精神（腦力）活動，從而也在很大程度上壓製了科技創造。
文藝複興作為對中世紀宗教統治的反撥，【5】使一批從事傳統神學思考的腦力活動者轉向人間事務，從而超越了傳統腦體分工的界限，產生了15世紀引人注目的“全才”（“I'uomo univer-sal”）現象。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其《意大利文藝複興時期的文化》一書中曾以但丁、達·芬奇與裏昂·巴蒂斯塔·阿爾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為例對這類“全才”大師巨匠做過描述。他對後者這樣描寫：
在三件事情上他希望別人找不出他的缺點：在走路、騎馬和說話上。他學習音樂沒有老師，可是他的作曲卻得到了專家的稱讚。他雖處困境，卻學習民法和寺院法很多年，直到疲勞過度而招致來嚴重的疾病。他在24歲的那一年，發現記憶文字的能力減退了，但理解事物的能力還依舊，就開始研究物理學和數學。與此同時，他還向各類藝術家、學者和工匠乃至補鞋匠多方了解他們的行業的秘密和特點，從而掌握了各種才藝和熟練技巧。他順便學習了繪畫和造型藝術，……像文藝複興時期的所有偉大人物一樣，他說：“人們能夠完成他們想做的一切事情。”【6】
這種手腦並用的風氣遂為以使用儀器與實驗為重要特征的近代科學開辟了道路。【7】正是由於這類新型腦力勞動者大批進入麵向世俗的科學技術領域，使科學技術逐漸取代宗教神學而成為腦力勞動的主要代表與象征。培根曆史性的口號“知識就是力量”宣告了近代意義的知識觀念與知識分子觀念的興起。他對認識過程中“四種幻象”的揭露與對歸納法和感覺經驗的強調，實質否定了知識的超驗性，從而隻承認了科技意義的知識與知識分子觀念。沿此發展到20世紀，現代分析哲學甚至通過語言分析將一切超越性的觀念判定為偽概念而逐出語言與思維。
在近現代科技所創造的宏大工業文明業績上，科技不但統治了人對自然的知識觀念，也擴展占領了關於人自身的知識觀念；不僅湧現出分工日益細密的自然科學，也帶動產生了社會科學。從此，知識演變為專業（技能），知識分子演變為專家。以西方科技文明為典範的現代化進程，向現代人類塑造的正是這種科技專家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觀念。在這種觀念影響下，所謂腦體分工，便隻是指科學（理論）與技術（操作）的有限區別，它已失去了古代巫術文化背景下腦體分工的深刻含義。
康德把“知識”僅限於人類可認識的經驗判斷的知識，它是以知性概念整理感覺經驗的成果。“知性”（“intellect”），恰是“知識分子”（intellectual）的詞根，它指示了現代人所理解的“知識分子”的科技知識根源。【8】
但是康德在確定知性知識同時卻也劃分出去了目的判斷，即是說，以因果律為中心的知性知識不再關心目的判斷與價值判斷。這種隻供使用不問目的的工具性知識分子如西諺所說：“工藝師總是聽命於人，並非高高在上。”【9】它是一切壟斷了社會價值判斷的社會和一切不過問社會價值判斷的社會所共同接受的知識分子觀念。
（三）對知識分子觀念的多重當代挑戰
1.人文價值理性對科技工具知性的批判
康德劃分現象與本體，不僅是立足於知性邏輯為科技知識建立不受舊形而上學（宇宙本體論）侵擾的基地，同時也是為價值理性指明支撐科技知識在內的全部人生信仰本體。康德把人自身作為這新的信仰本體：至善道德的人就是最高的目的與價值。這表明，近代哲學在確立科學知識地位同時，為知識分子在科技知識之外依然保留了腦力思維的本體性位置，那就是價值理性：它已經不是天啟真理，而空前明朗為人性；它不是可作手段的工具知性，而是比實然更高的應然規範，是作為知性的目的動力與根基來源的理性（康德：Vernunf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