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試圖從人文哲學角度對知識分子的本質提供一種闡釋。
知識分子固然可以從社會學角度加以統計歸類，也可以就某一特定時代的知識分子狀況進行曆史學的研究，但本書堅持認為：知識分子職能最獨特的那一部分已越出了實證領域，它關乎人性本質；因此，知識分子獨特的本質主要由人文知識分子承擔，它需要從人文哲學角度來把握。
但是，人文哲學並不提供普遍適用的科學知識，它隻是一種闡釋。如現代闡釋學所揭示的，闡釋總是基於特定闡釋者生活境況而對對象的闡發，它已含有特定的價值意向。因此，本書願意坦然承認：本書的觀點並非純知識論意義上的客觀真理，它不是無可爭辯的科學結論，而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自我定位的一種尋求方向，或者毋寧說是一種期望與召喚——期望與召喚著世紀之交的中國與世界能有一批知識分子堅強地成為闡釋並守護世界意義的人。本書試圖為這樣一種知識分子觀念提供學理上的論證。它沒有壟斷知識分子觀念，實際上一直流行著的倒是與之不同的技術型或權力型的知識分子觀念。
人文闡釋蘊含著曆史與邏輯的張力：基於特定生活境況的闡釋者卻要援引與追求普遍的理性邏各斯。作為學理闡釋，本書勢必把論題推向人類全景、征引中外論據。這種學理論證模式依據著邏輯普遍性。何謂邏輯普遍性？本書同意馬克思與海德格爾的研究結論，將之歸結為勞動技術（含語言）的普遍性。本書不同於非理性主義或極端的後現代消解主義，而堅持邏輯語言論證，這也就是堅持技術操勞的生存世界對於人文意義的基礎性。但這當然不是將人文意義視作技術的派生物，如貶抑個體選擇與評價的黑格爾總體理性主義同唯經濟論的第二國際學派所主張的。本書基本題旨之一正是為人文意義的非自發性質以及由此而來的人文知識分子不可或缺的職能地位作辯。這表現出本書的價值意向與問題背景。
因此，本書又不屬於教科書式的“知識分子學”原理研究，它浸染著20世紀末葉中國知識分子特有的焦慮與憂患；就其闡釋意向與問題背景而言，它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視作當代中國知識分子思潮錄：啟蒙與救亡、學術獨立與社會關懷、中心自居與邊緣化、個性本體與普遍價值、導師傳統與痞子化、學者與“下海”……這些自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開始急劇困擾中國知識分子、而且迄今尚在爭辯中、甚而激化為思潮對立的問題，均構成本書的闡釋境況。本書無權居高臨下地裁判各種思潮，它自身即屬於這諸種思潮中一種，因而本書又在一定意義上具有直接論戰的性質：作為本書雛形的同名論綱，寫作於中國大陸第二次全民經商高潮的1988年，它為回答周圍友人的困惑與痛苦而曾以手稿形式流傳過。1992年，對於中國當代思想史而言，具有象征意義的一件事是，北京大學與複旦大學這兩所人文傳統最深厚的中國高等學府首次招生欠員：它意味著當代中國人文知識分子正在失去自己的角色位置，或者說正在被一個不再需要人文意義的社會排擠出去；而自1988年以來，關於知識分子境遇的種種具體問題議論又絕非偶然地一再周期性地回溯如下基本理論問題：“知識分子的社會功能究竟是什麼？”“究竟什麼人是知識分子？”它表明，關於知識分子基本理論或原理的研究在今日中國已具有極為現實而緊迫的意義。正是基於這種逼迫性的時代背景——不隻是指人文知識分子自身的安身立命，而且首先是20世紀末葉曆史轉型期中國特殊的精神意義危機——本書才不避簡陋匆匆成書，以及時地參與當代中國重建精神價值的對話。
闡釋本質上就是對話。一種人文知識分子的理想觀念哪怕享有人類總體進程中更高的真理位置，那也從不意味著擁有教階或權柄的高貴地位。一切真正的人文闡釋不帶有任何的強製性，它隻是以向往與憧憬的態度訴說，以吸引那些從自身生存經曆中有幸看見過洞穴之外太陽光的人（柏拉圖的著名比喻），吸引他（她）們不斷走向人性境界，使他（她）們手中的勞動工具不隻具有謀生手段的涵義（meaning），而且有可能開拓出超越於動物式生存的人所獨有的意義（Signific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