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這套設餌奪餌之法運用到商業場上去，那麼無論對廣告也好，公關也好，免費贈送也好，一律可以來者不拒地大吞其餌，但拿定主意，絕對不上鉤。可以白看“萬寶路的世界”，但不抽一支“萬寶路”香煙；白看“太空堡壘”動畫片，但不買一架“變形太空人”；白用一小袋“潘婷”護膚霜，但決不掏錢再去買。這樣，設餌的生意人就慘了。可惜的是，在生意場上就像在河裏海裏一樣，畢竟還是吞餌的比奪餌的多。於是乎，《塔木德》就有必要告誡猶太人，不要輕易設餌，而要多多地想法奪餌。這實在是正宗猶太人的一大生意經。第四十四箴極度重視教育
學習是最高的善。
——《塔木德》
19世紀末，美國作家馬克·吐溫前往《聖經》中所說的“流奶與蜜的地方”巴勒斯坦，結果，那裏滿目瘡痍的破敗狀況令他無比震驚：大地裸露著難看的胸膛，昔日的田園已變成瘴氣迷漫的沼澤，山丘光禿，梯田坍塌，風沙撲麵，到處是汙穢的垃圾……這位文學大師開始是震驚，繼而絕望，他以令人窒息的筆調寫道：“在所有景色淒涼的地方中，巴勒斯坦首當其衝……這是一塊沒有希望的、令人沉悶的土地。”然後他歎息著離去。一個世紀過去了，世世代代猶太人的夢想終於變成現實，隨著以色列的成立，巴勒斯坦地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上帝的選民”猶太人以自己的智慧創造了一係列的神話：經濟上，以色列不僅是世界上的工業強國，而且成為世界農業強國，人均國民收入達到近8000美元的水平。以色列其棉花產量居世界之冠，並有許多農產品大量出口。教育方麵，以色列已建立了完整的教育體係，每年的人才供大於求，16歲以下的兒童全部接受義務教育，文盲已基本掃除，每4500人中就有一名教授或副教授，大學畢業生占全國總人數的105％（猶太人中占12％），這是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相比的。此外，以色列的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的8％，居世界前列，每年人均讀書比例居全球之冠。慨歎之餘，人們不禁要問，一個500萬人口的彈丸小國在短短幾十年內怎麼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呢？這就是極度重視教育的結果。猶太民族以尊重知識、注重教育而聞名於世。《聖經·箴言》就告誡人們：“棄絕管教的必致貧受辱，領受責備的必行尊榮”。早在上古時代，猶太人就熱衷於教育，並已開始形成自為一體的教育思想，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流散時期的猶太人，麵對艱難的生存環境，始終把教育視作一種至高無上的神聖事業，十分注重提高自身的文化素養；以色列建國後，極為響亮地提出了“教育興國”的口號，建立健全了一整套完備而有效的教育體製，使發達的教育事業成為這個年輕國家創造奇跡的堅實基礎。正是這種尊師重教的優良傳統，使猶太人成為世界上公認的文化水準很高的群體，並為人類的思想、文化寶庫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貢獻。
◇ 知識是最可靠的財富
在猶太人中流傳著這樣一則故事：有一艘船在海上航行，船上坐著許多腰纏萬貫的大富翁和一位窮困潦倒的拉比。在言談中，富翁們情不自禁地炫耀起自己的巨額財富，互相爭執，不可開交。這時，窮困的拉比說出了自己的高見：“要論財富嗎？還是我最富有，隻是現在我還無法證明這一點。”好像冥冥之中果真有上帝的安排一樣，航行途中，一群海盜無情地襲擊了這艘船，富翁們引以自豪的財富被洗劫一空，個個都成了身無分文的窮光蛋。海盜離去之後，這艘船因為缺乏繼續航行的資金不得不停泊在一個港口。船上的乘客都下了船，隻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去謀生。這位拉比因為擁有知識而被人們所器重，他被當地的居民請去當了教師，在他們的眼裏隻有高尚而幸運的人才能從事這一職業。而那些與拉比同行的富翁卻朝不保夕，艱難度日。後來，富翁們由衷地告訴拉比：“還是你說的話對，擁有財富的人會一夜之間失去一切，而一個有學問的人會永遠富有。你擁有學問就等於擁有了一切。”猶太人從這則故事中得出的結論是：“知識是最可靠的財富”，“是唯一可以隨身攜帶、終身享用不盡的資產”。這種觀念並非一時的看法，而是早已植根於猶太民族的腦海之中。《塔木德》聖典，就充分體現出猶太人的求知熱忱。
《塔木德》被譽為“猶太智慧的基因庫”，而作為希伯來語音譯的“塔木德”一詞的本意正是“鑽研或研習”。以“書的民族”而著稱的猶太人對讀書確有一種特殊愛好。在大多數猶太人看來，喜愛讀書是一種美德、一種高尚人格的象征，博覽群書的人會備受人們的青睞。曾經長期與猶太商人打交道的日本富商藤田在談及對猶太商人的印象時就深有感觸地說：一旦接觸猶太人，你就會明白，猶太人是“雜學博士”。與猶太人進餐時，他們的話題涉及政治、經濟、曆史、體育、娛樂等各個領域，你不得不為其知識的廣博而吃驚。即便一般認為與商業買賣沒有多大關係的東西，猶太人也有相當的了解。比方，棲息在大西洋海底的魚的名字，汽車的結構，植物的種類等等，其了解的程度幾乎與專家相同。這些廣博的知識不僅豐富了猶太人的話題和人生，而且對猶太人做出正確的判斷起著不可估量的作用。在以色列，猶太人嗜書如命的特點得到了更為明顯的體現。198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的統計數字表明，以色列每年出版的圖書達2000種以上（不包括教科書和再版書），14歲以上的公民平均每月讀一本書。全國的公共圖書館和大學圖書館共4000多所，平均不到1000人就有一所公共圖書館。在全國580萬居民中，辦借書證的就有100萬。就全世界範圍來看，以色列在人均擁有圖書和出版社以及每年人均讀書比例上，都位居世界第一位。此外，以色列出版的各種刊物達890多種，報紙29種。在街頭的報刊亭裏，每天都可以買到當天出版的《紐約時報》、《泰晤士報》、《世界報》等西方各大報紙。總之，猶太民族是名副其實的“書的民族”、“知識的民族”。正是在這種刻苦求知的優良風尚的滋養下，猶太人形成了獨特的教育觀。
◇ 沒有教育，就沒有未來
“沒有教育，就沒有未來”，這是以色列開國元勳本裏安的名言。在猶太人的曆史傳統中，宗教和文化教育始終占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在猶太人看來，人一生有三大義務，而教育子女當位列其首。《聖經·申命記》中說：“聽著，唉，以色列耶和華，我們的上帝，是唯一的主，你要盡心盡性，盡力愛耶和華，你的上帝。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話，須銘記在心。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無論你坐在家裏，行在路上都要談論它們”。《聖經·箴言》更明確地告誡以色列人把教育兒童作為畢生最重要的事情，如：“父親要給子女的教誨，就是智慧之言”；“我兒，要聽你父親的訓誨，不可背棄你母親的教導。”猶太人之所以如此強調成人對子女的教誨與指導，是因為他們很早就意識到了虔誠、平和、優雅的個人性格是後天教育的結果。
中世紀以來，遍及歐美的猶太社團都極為重視教育與學術研究。盡管“世界對猶太人的態度是黑暗的，但學術的光不會熄滅”。為了讓孩子成為有知識的人，猶太人對教育懷著極高的熱忱，“上學成了他們的期望，智力受到讚揚，高學位為他們所追求”。以色列建國以前，猶太複國主義者就試圖把教育作為複國的手段之一。建國以後，以色列曆任領導都很重視教育。用前總理夏紮爾的話來說，“教育是創造以色列新民族的希望所在”。前總統納馮教授在卸職以後又勤勤懇懇地當上了教育部長，而且還幹得極為投入。這在其他國家是極為罕見的，而在以色列卻十分平常，其原因就在於他們真正認識到了“教育是社會發展的前提”。著名科學家卡齊爾1978年卸去總統職務之後，毅然來到了魏茨曼科學研究院和特拉維夫大學從事學術研究，並常常給學生上課，三尺講壇成了他的工作領域。以色列曆任政府盡管所麵臨的客觀環境不盡相同，施政綱領也各有差異，但在教育問題上的政策卻始終如一。它們都“遵循前輩的傳統，把教育視為以色列社會的一種基本財富以及開創未來的關鍵。教育製度的目標，是把兒童造就成這個由不同民族、宗教、文化和政治背景的人共處的民主和多元社會中富有責任感的成員”。
猶太人對教育的重視不是隻停留在口頭上，更不是僅僅為了粉飾輿論，而是實實在在地投入，千方百計地為教育創造條件。《塔木德》上曾經指出：如果學習是最高的善，那麼，創造有利於學習的機會與條件便是僅次於學習的善。因此，許多猶太社團都把教育投資視作一種責無旁貸的責任與義務。從上世紀的一本年鑒上我們可以看出阿什肯納齊人的教育觀：每一個社群都撫養年輕人並且每周為他們提供去學院院長處學習所需要的經費。他們還支持每個年輕人輔導兩個小孩，以便他能和他們口頭討論他已學過的《革馬拉》……從而體驗《塔木德》觀念的精妙。小孩將由社群慈善基金會或公共食堂提供夥食。如果社群是由100個家庭組成的，那麼它至少要撫養300個青年和兒童。一個家長將被指定撫養一個青年和兩個兒童。在整個波蘭王國的猶太家庭中，幾乎沒有不潛心鑽研《托拉》的人。要麼家長本身是個學者，要麼他的兒子、女婿或在他家吃飯的青年是學者……在每個社群，學院的院長都享有盛譽，富人和窮人均聽從他的教誨。沒有人對他的權威性表示疑問。每個人的行為都順從他的吩咐。他手持木棍和鞭子，懲戒和責打越規者，頒布法令和禁令，建立護衛隊。但是，每個人都熱愛學院的院長。由於學習和研究需要花費大量的資金，單靠社團本身來籌措，往往力不從心。為此，猶太人把教育事業與慈善傳統結合起來。具體來說，就是把“什一稅”作為追求學問的經濟支柱。猶太人很早就接受了“什一稅”的觀念。關於“什一稅”的用途，猶太教律法上雖然有很多詳細的規定，但有一點極為明確，即什一稅首先要用在“那些把時間都花在研究《聖經》和其他典籍的人身上”。此外，一些猶太商人在發跡之後也紛紛解囊，為教育和研究提供經費。在他們中間早已達成一種共識：發財致富並非最終目的，而要以金錢來“購買生活的權力”、“購買知識與經驗”。直至今天，猶太人捐款的第一投向仍是學校建設。在以色列的一些大學裏，獎學金、研究基金都由外國猶太商人提供，很多教學設施如教學大樓、圖書館、實驗室等也由猶太富商讚助或捐贈。希伯來大學、特拉維夫大學、以色列理工學院這三所最有名的大學中，至少有一半董事是外國人，尤其是美國猶太人。在他們看來，幫助以色列興辦教育才是百年大計、千年大計，把錢投入文化事業甚至比幫助以色列購買軍火更有實際意義。以色列建國以後，曆屆政府一直在教育方麵投入了較高的經費，從而為教育事業的發展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來，以色列教育經費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一直沒有低於8%，這一比例超過了許多發達國家。能做到這一點，對於一個資源貧乏、軍費高昂的年輕小國來說，確實極為不易。
◇ 教師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在猶太曆史上，“教師”一詞的確切內涵並非一成不變的。在早期的猶太社會中，教育尚處在以神學教育為主要內容、以家庭教育為主要形式的初級階段。那時，社會上並不存在專職的教師職業，教育子女的任務主要是由父親和拉比分別完成的。在家庭內，父親承擔著教育子女的重任，他把“智慧之言”及為人處世之道傳授給自己的子女，因此，父親就是教師，教師就是父親。在希伯來語中，“父親”一詞本身就具有“教師”的含義。如今在西方語言中以“Father”（父親）來稱呼教父，正是希伯來習俗的延續。在社會上，教師的職責由象征著智慧與權威的拉比來完成。在遍布各地的猶太社團中，拉比不僅是神職人員、律師、法官、牧師、醫生，而且是教師。因為在希伯來語中，“拉比”一詞的第一涵義就是“教師”。在現實生活中，拉比們就是各地猶太學校（早期的學校往往與教堂合二為一）的負責人與職業教師。他作為智慧的化身，不僅要為學生解答學業上的難題，而且還要指點生活中的迷津。人們一遇到難處，往往要求助於拉比，而拉比的言語往往被視為至理名言。公元6世紀，隨著學校與教堂的分開，教師與父親、教師與拉比的兩位一體化才開始逐漸分離，現代意義的教師職業才應運而生。
在猶太傳統中，教師享有極高的地位。在猶太人看來，教師的職業是一種神聖的職業，因此，“每一個人要像尊重上帝那樣尊重教師”。猶太經典《密西拿》中把有學問的教師（猶太人習慣上把有名望的法學家也稱為教師）叫做“塔爾米德哈卡姆”，意為“聖賢的門徒”。猶太人對那些獲得“塔爾米德哈卡姆”身份的人極為尊重，並明文規定：凡是侮辱了“塔爾米德哈卡姆”的人都必須罰以重金，情節嚴重者還有可能被逐出猶太區。能與“塔爾米德哈卡姆”的女兒結婚被視作一種高尚而且值得炫耀的行為。
在猶太人中曾長期流傳著這樣一個故事：有一個孩子，他的父親和他的老師同時被海盜綁架，必須以巨額財產才能贖回他們的生命。當時，孩子所擁有的所有錢財隻能贖回一個人，這位孩子的選擇是，先從強盜手中救出他的老師。
《塔木德》中也記載著這樣一個故事：兩位視察員受拉比之命來到一個鎮上，要求拜見鎮上的守衛之人。鎮上的警察局長聞訊後匆匆出來迎接，視察員卻說：“我們要見的人不是你，而是守護鎮民的人。”這時，守備局長又跑出來迎接，視察員仍然搖頭，他們說道：“我們想見的既不是警察局長，也不是守備局長，而是學校的教師。警官和部隊都會破壞市鎮，真正守護市鎮的是教師。”可見，在拉比和視察員的眼中，教師是民族利益的守護者，教師的事業關係到整個民族的未來。
長期以來，各地猶太人都形成了一種尊師重教的優良傳統，他們使“拉比——教師和有智慧的人得到極高甚至可以說是過高的聲望”。此外，猶太人在婚姻嫁娶問題上的態度也從側麵反映出他們對包括教師在內的學者的敬重。自中世紀以來，在歐洲尤其是中歐的猶太人中形成了這樣一種觀念：最理想的婚姻是有學問的教師、拉比或法學家同富翁的女兒結合。《塔木德》中也說過：寧可失去所有的財產，也要把女兒嫁給學者。關於這種價值取向，對猶太民族頗有研究的中國學者顧駿先生稱之為“學”與“商”的聯姻，一種獨特意義的“門當戶對”。顧先生對此發表了一番幽默風趣且耐人尋味的感歎：這樣一種婚姻安排對猶太民族的生存價值自不待言：生意上精明的人（成功的商人）和學問精明的人（拉比或智者）肯定是最能應付猶太人生存環境中層出不窮的惡劣的挑戰的人……其實，猶太人的這種“門當戶對”，不僅僅從生物學意義上保證了優秀基因的傳遞，而且也從社會學意義上、經濟學意義上、文化學意義上保證了這種傳遞。“學”與“商”的聯姻，從價值觀念上保證了“卑俗”的生意人對知識與學問的認同，從而實際上除掉了其身上的卑俗氣。而在經濟上，非生產的學者可以通過聯姻而得到資助，因為猶太人親屬之間的某種財產再分配傾向曆來很強。而在民族凝聚上，鑽研《托拉》的學者無疑是傳統最忠誠的維護者，學者走進商人的圈子可以把那些最易“迷路”的羔羊留在上帝的柵欄內。智慧的猶太民族作出的這些智慧的安排，比那種讓學者“下海”搞第二職業，不知要聰明多少倍了。商人有些學者氣是文明的進化，而學者隻剩下一點商人氣，則絕對是文明的退化。
◇ 學校是民族的希望所在
學校作為教育的場所，長期以來在猶太人的心目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上古時期，家庭教育被文人先知們視作維持民族傳統的重要環節，因而受到極大的重視。當時的社會教育還極為有限。“巴比倫之囚”以後，猶太人逐漸形成了以會堂為中心的猶太學校。後來，學校逐漸脫離會堂成為獨立的教育場所。流散時期的猶太人極為注重學校教育，在每一處站穩腳跟後就立即創辦學校，使學校與會堂一樣成為猶太社團存在的標誌。在中世紀的猶太教育中，由於宗教教育占有主導地位，所以各式各樣的科來爾經學院及律法學校比比皆是。近現代以來，世俗教育逐漸發達，許多猶太學校成了傳播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的重要場所。猶太人對學校教育的高度重視從上海猶太難民身上可以略見一斑。20世紀30年代，在納粹德國的滅猶政策下，大約有3萬名德、奧猶太人遠渡重洋在黃浦江畔登陸，來到了萬國商埠上海灘。由於他們是以逃亡難民的身份前來的，許多人窮困潦倒，生活無著。來到上海之後，生活稍有安頓，猶太人便急於為自己的孩子尋找求學的地方。“他們竭盡全力，不使其子女被剝奪受教育的機會”。在著名的猶太財團嘉道理家族的慷慨援助下，1938年和1939年抵達的120名兒童被送進了上海猶太學堂，他們的學費由嘉道理家族主持的“上海猶太青年協會”代付。由於上海猶太學堂已人滿為患，陸續而來的難民兒童又日益增多，因此，上海猶太社團又辦起了幾所難童學校，其中最有名的是“上海猶太青年學校”（即嘉道理學校）。這裏聘請了經驗豐富的教員，傳授數學、美術、曆史、語言（包括漢語、英語、法語）等世俗課程。由於紀律嚴格、培養有方，“到1946年，該校的高年級學生參加了正式的劍橋高級考試——並在競爭中取得成功。而那些前往美國的學生，也在這個基礎上進了大學”。一位參觀者在觀看了嘉道理學校後欣然留言：“歡樂的笑聲一直回蕩在這個已經忘記怎樣笑的世界”。當時親身經曆過上海猶太社區生活的一些難民，在回憶這一段歲月時也深有感觸地說：“青少年教育是上海猶太人生活中一個陽光閃耀的方麵”。
猶太人在開發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園的過程中，也對學校教育寄予了很高的希望。1919年，當移居巴勒斯坦的猶太移民與當地的阿拉伯人還處在激烈的衝突之中的時候，耶路撒冷的希伯來大學就已動土奠基。此後，不斷升級的阿以衝突及連續出現的資金困難都未能阻止它的進程，1925年，希伯來大學終於投入使用。以色列建國之後，把學校建設列入了國家計劃的主要日程，在短短的幾年中建立了門類齊全的各級學校。如今小小的以色列卻擁有7所世界一流的大學，這些學校擁有宏偉壯麗的校園、先進的設備以及豐富的藏書，吸引了許多外國學生，每年都有許多留學生到以色列去學習。
猶太人之所以如此重視學校建設，是基於他們的文化傳統，基於他們對學校教育的不同尋常的認識。他們覺得，學校不僅是培養人才的基地，而且更是“維護民族共同體的有效途徑”；通過正規的學校教育，才能保證其子孫後代維護他們的民族身份，發揚他們的民族精神。這一觀念如果用公元14世紀的一位猶太哲人約哈南·本·紮凱的話來表述，就是：隻要學校在，民族就不會滅亡。
約哈南·本·紮凱是《塔木德》中記載的三位大拉比之一。相傳公元68年前，耶路撒冷正陷於羅馬軍團的重重圍困之中，城內的猶太人危在旦夕。當時，在對待羅馬人的態度上，猶太人內部又分裂成兩派：一派是主張以暴力抗爭的鷹派，另一派是主張非暴力解決的鴿派。兩派之間針鋒相對，劍拔弩張。約哈南所屬的鴿派被鷹派關押在耶路撒冷的城堡中，行動受到了嚴格的限製。這時，約哈南心生妙計，想出了脫身之策。他先假裝生病，許多人聞訊前來探望。不久，便傳出了約哈南的死訊，而且很快傳遍了耶路撒冷全城。弟子們把這位尊敬的拉比的遺體裝進棺材，以下葬為名，逃出了鷹派的設防，來到羅馬軍隊的陣地前。羅馬守兵正欲以刀刺入棺材來驗屍，約哈南的弟子們紛紛求情：“如果羅馬的皇帝死了，你們也要以刀驗屍嗎？我們完全沒有武裝，又能做出什麼危害羅馬的事呢？”最後他們終於闖過了羅馬軍隊的防線，來到了羅馬統帥部的所在地。這時，約哈南安然走出棺材，要求拜見羅馬軍隊的統帥。約哈南正視著司令官韋斯巴薌的眼睛，十分認真地說：“我對將軍閣下和羅馬皇帝懷著同樣的敬意。”約哈南的本意是說，韋斯巴薌會成為未來的帝國皇帝。粗暴的韋斯巴薌對這位長者所給的頭銜感到震驚，並懷疑對方在有意羞辱他，因為當時他距離帝國皇帝的職位還十分遙遠。約哈南看出了對方的不悅，極為冷靜地解釋道：“不，請相信我的話吧。閣下一定會成為羅馬帝國的皇帝。”韋斯巴薌看到他認真的樣子，火氣大消，問道：“我現在已明白了你的話。那麼，你來拜見到底想得到什麼呢？”約哈南回答說：“我隻有一個願望：給我留下一個能容約10多個拉比的學院，永遠不要破壞它。”韋斯巴薌同意考慮約哈南提出的要求，並說如果他的預言能夠成真，他保存學校的願望就會得以實現。那一年，羅馬帝國被陰謀和動亂所困擾。先是尼祿皇帝突然遇害；幾個月之後，執掌大權的三員大將又被暗殺；韋斯巴薌作為帝國最能幹的將軍和帝位繼承人中的佼佼者，就自稱國家元首。其帝位被元老院認可。韋斯巴薌登上皇帝寶座之後，也許是為了感謝約哈南拉比的預言，也許還沒有真正意識到一所學校在一個淪落的民族中所能產生的精神作用，最終履行了自己的諾言。當羅馬軍隊血洗耶路撒冷時，他果然發出了一道命令：隻留下小小的一所學校。這樣約哈南拉比在沿海平原小鎮亞布內建立的聖經學院便得以幸存。其實，約哈南拉比早就意識到了羅馬最終會殺進城來，血洗猶太人。為了保留民族生存的火種，他才冒著生命危險力保了這所學校。“當然，約哈南考慮的不是10多位老年智者的生命，而是要發揚他們所代表的精神傳統。約哈南的行動為猶太民族以後的發展指出了正確的方向。這個民族缺少爭取國家獨立的正常條件，因而寄希望於自己的精神財富。它認為隻有忠於傳統才有可能作為民族繼續存在下去，這種精神力量在適當的時候就會成為民族起義的積極力量——這一信念將會得到證實。第四十五箴人所不欲勿施於己
每時每刻都要善待自己。
——《塔木德》
猶太人認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應該是一個雙向適用的原則：健康健全的倫理道德體係不僅應該有“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要求，也應該有“人所不欲，勿施於己”的要求。稍加分析的話，便不難看出，一切形式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都內含著若幹關於人性的假定。
首先，這一原則假定存在著共同的人性，換言之，即為人性的同一性。凡是人類的一員都具有共同的基本意向、欲求和滿足，都有共同的快樂和痛苦的對象，都有共同的趨利避害的本能。人類的所有這些共同點，構成了設身處地地為對方著想的前提和可能性。沒有這些，就會出現一方的好心好意在另一方純粹成為強加於人的尷尬局麵。
其次，這一原則還假定，所有人出於本性的要求都是等價的，換言之，即為人性的等價性。形式上，我們隻能由己及人，從自己的要求與感受出發來設想或猜度對方的要求與感受；但從原則上，我們決不能以自身為本位，而認為自身高於他人，優先於他人。這種人性的等價性是運用“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的價值前提。
再次，作為一個道德原則，它還隱含著一層承認他人人性的優先性，甚至克製自己的人性要求，以協調人際關係的涵義。社會事物，包括人的行為中有許多都像取予、得失、勝敗等等一樣，具有正負兩極效應。對一者是符合人性要求的東西，對另一者可能就是違反人性或者不太合乎人性的東西。所以，按照這一原則，個體在追求自己的人性要求時，必須顧及不至於因此而將違反他人人性要求的東西強加於他人。在可能造成這種結果的情況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隱蔽地要求個人主動放棄自己的追求，盡管這種追求本身是符合人性的。所謂“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
對於這三條假定，由於第一條是其餘一切假定的基礎與前提，相互之間沒有抵觸之處，所以不加討論。成問題的是第二、第三條假定，兩者實質上是既相聯係又相對立的。不承認人性的等價性，就不可能進一步承認對方的優先性；反過來，承認了對方的優先性，無疑又否定了從“我”的角度看過去的，雙方人性的等價性。
正由於這種內在悖謬的存在，使“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原則在某種程度上成為倡導他人優先性的單向道德要求，而從嚴格的道德意義上說，任何單向性的道德要求，就其總是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壓抑主體、貶低自我的價值而論，內在地就是不夠道德，甚至不道德的。因為這種單向性的存在很容易導致由承認泛化的他人的優先性轉變為承認特定的他人的優先性，由承認隨情境而變的他人優先性轉變為承認固定不變的壓倒一切的他人優先性。如果這兩者再結合在一起的話，就會成為一種隻承認某一“他人”無條件優先性的不道德的信條。
一切專製國家中，居於權力頂峰者之所以要給自己套上一輪倫理的光環，越是強權政治越是倫理化，其內在機製就在於此。所以，以猶太民族那種天然地反對人神、反對強權、反對同為肉體凡身的他人篡奪上帝地位的本能，必定覺察出這種單向性，看出這種單向性的不道德的內在傾向，進而必定在某種程度上和一定範圍內否定這種單向的他人優先權。從《塔木德》中，我們可以找出兩則典型案例，從中看到猶太民族關於人己關係的思考和處理。
第一則案例如下：有一個人來找拉瓦拉比，請教他一個問題：“市長要我去謀殺一個人，我要是不去，市長就會派人來殺了我。在這種情況下，我該怎麼辦？”拉瓦拉比回答說：“寧可讓他殺掉你，也不要犯謀殺罪。你為什麼認為你的血就比他紅呢？”
第二則案例是：有兩個人外出旅行，走進了荒無人煙的大沙漠。其時，兩個人隻有一個人有一點水。這點水如果兩個人喝，則兩個人都終將渴死在沙漠裏；如果一個人喝，則此人就可以活著走出沙漠。在這種情況下，人應該怎麼辦？本·派圖拉比教導說：“擁有水的人應喝以活命。”
按照猶太人的觀點，拉比對這兩個案例之所以得出這樣兩個結論，是因為分別基於如下兩條原則：人不應視自己的生命價值高於他人；一個人自己的生命價值絕不低於他人。要是我們越俎代庖，將這兩條原則結合在一起的話，馬上可以看出，這不就是一條人己關係雙向對等的原則嗎？一個人沒有權利把自己不願意要的東西（死亡）強加於他人（謀殺他），但一個人也不應該把一般人都不要的東西（死亡）強加給自己（渴死）。而當人己雙方都麵臨著人類所不要的東西而又必須由其中一方承受下來（哪怕純屬被動地）的時候，就讓每個人自己擁有的客觀條件來決定，而不作人為幹預。這種把問題的解答同初始的物質條件相掛鈞，不作人為幹預的方法，從形式上看是暫時地給道德原則“加括號”，把它“懸置”起來，借以回避問題；但從實質上看，不就是借道德之名，將不道德的要求強加給信守道德之人嗎？不可否認，任何道德體係都內在地具有抬高整體，包括作為整體之具體化的他人，而貶抑自我的要求這一根本傾向。猶太民族的道德信條也不可能完全消除這種傾向，除非不成其為道德。然而，在道德有可能越出“道德”的範圍而成為某種不道德時，猶太民族卻極為合理、極為道德地緊急製動，借懸置道德來給出了最為道德的準則。這種以物的合理性，即物的歸屬，來規定人的合理性（即倫理或道德準則）的做法，正典型地體現了猶太智慧的一個極為意義重大、極具現代色彩的特征：主觀合理性與客觀合理性吻合，主觀合理性受客觀合理性決定，或者更確切地說，人的合理性與物的合理性的同一與融合。“人所不欲，勿施於己”，不愧為道德的智慧、智慧的道德！第四十六箴做事機敏
賺錢吧，吃麵包吧，喝酒吧，和鍾情的女人共浴愛河吧：你的行為已得到上帝的恩準。
——《塔木德》
猶太人素以清規戒律繁多而著稱於世。但在實際生活中猶太人相反倒比許多民族都要少受束縛。因為規則越多越詳盡，某種意義上反而意味著可以明確不受限製的地方也越多。所以，相比之下，猶太人反倒更加自由，這種自由體現在商業活動中，就是猶太人做生意幾乎沒有禁區。猶太人素來不吃豬肉，此為飲食律法中明文規定的一大忌。不過，隻要有錢可賺，猶太商人十分樂意經營豬肉的買賣。美國芝加哥有一個飼養豬的猶太商人，養豬數量多達700萬頭；美國的屠宰業有10％操在猶太人的手裏，其中也不會沒有殺豬的工廠。由此可見，有關豬肉的律法對猶太人的豬肉生意毫無約束力，因為律法隻禁止猶太人的嘴巴和消化係統同豬肉打交道，而不禁止身體其他部位同豬打交道。
《塔木德》對酒的評價並不高，深信“當魔鬼要想造訪某人而又抽不出空來的時候，便會派酒作自己的代表”。為此，《塔木德》還叮囑猶太人：“錢應該為買賣而用，不應該為酒精而用。”那麼，要是“錢為買賣酒精而用”呢？當然是最為合理的了。因為與其設法不讓自己的錢流進他人的酒桶裏去，不如設法讓他人的錢流進我的酒桶裏來。在錢的問題上，撒旦的代表往往比上帝的代表辦事效率高，無論是把錢帶出去時，還是把錢帶進來時。世界上最大的釀酒公司“施格蘭釀酒公司”，就是為猶太人所有的。到1971年，這家公司已擁有57家酒廠，分布在美國和世界各地，生產114種不同商標的飲料。為魔鬼生產代表的人，不一定會接待這個代表，而頻繁接待這個代表的人，自然是沒有資金再來開設釀酒公司了。
猶太人極為重視立約與守約，並使之高度神聖化。然而，這種態度並沒有導致猶太人把合同書都供奉在神龕裏，每天為它獻祭。相反，隻要有買主賣主，合同本身也是商品，同樣可以買賣。合同是商品，公司也是商品。猶太人很喜歡創立公司，特別喜歡創立贏利的公司，不過，最最喜歡的也許還是創立了贏利的公司再把它賣了來贏利。猶太人不是出身於守著一小塊土地過活的小農家庭，沒有那種故土難離似的對所創立的公司的依戀。這種略顯感傷的情感也許在基督教會剝奪猶太人的土地占有權時給一起剝奪掉了。既然創立公司的目的就是贏利，那麼，作為創業努力的最好報答就是公司賣了最高價，要是到手的還是現金的話，那簡直就十全十美了。聞名世界的美國愛司箱包公司的老板是猶太人。愛司公司的總部最早的時候設立在芝加哥。由於該地氣候惡劣，老板得了肺結核。醫生勸他到美國南部去療養。於是愛司公司的老板幹脆乘行情看好之際賣掉了芝加哥的公司，舉家南遷。等他安頓下來療養好了，就在南部又重新開張，再次生產箱包。結果成了世界第一箱包大王。
猶太人是一個世界民族，不管世界劃分為多少個意識形態勢力範圍，猶太人隻有一種意識形態——耶和華上帝及其律法。所以，盡管當年東西方兩大陣營冷戰形勢嚴峻，美國猶太人與蘇聯猶太人相互之間照樣做生意，充其量再請上一個瑞士的同胞。難道各國政府還打算幹預家庭內部的交易活動不成？不過，話說到底，所謂“生意無禁區”也隻是一種言過其實的說法。因為有利可圖的商品中，畢竟還有有悖道德和法律的玩意兒，就不像是一個正派的猶太商人感興趣的商品，雖則其利潤更厚。所以，對於“生意無禁區”這句話，最好還是理解為：它體現了猶太人在做生意時，盡可能地不受種種非理性的先入之見或純粹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和幹擾，從而使自己獲得盡可能大的自由度。這樣一種生意經，理所當然是每個商人都應學而時“用”之的。第四十七箴做公共義務的施舍
如果一個富人不肯把他的財富作布施，財富就不會給他帶來榮耀。
——《塔木德》
猶太人能不能算世界上最慷慨的民族，無可存疑。但猶太民族是一個慈善的民族，則是為世人所認可的。這倒不是猶太人慈善講得多，恰恰相反，希伯來語中連“慈善”這個詞都沒有，表達相近意思的隻有一個詞，“tzedaka”，翻譯過來就是“公義”。換言之，一個人在施舍的時候，絕不是在“行善積德”，做些“份外”的好事，而純粹是在履行“公共義務”。僅從這一詞義上的不同便可以看出猶太人在這件最動感情——無論對施舍者還是受施者來說都是如此，當然，猶太人是有其自己的道理的。作為一個散居的民族，猶太人不能不以某種機製來消除貧富差距造成的內部應力；作為一個常被人趕來趕去的民族，猶太人不能不互相照應；作為一個生性敏感的民族，猶太人諳熟施舍過程中雙方心理的微妙之處；作為一個工於心計的民族，猶太人更知道慈善從來不是單純的施舍。正因為有了平平常常的心態，猶太人反而把慈善事業安排得較其他一切民族都入情入理。
◇ 上帝立下的規矩
猶太人的慈善事業源遠流長，其中曆史最為悠久的或許就數什一金和安息年或者禧年了。什一金是由古代世界的什一稅演變而來的。什一稅的起源一般被認為出現在埃及，最初是一種以貢賦養活政治和宗教等級的方式。在古代民族的相互爭戰中，什一稅也是征服者對被征服者的一種權利。早期希伯來部落也許是從後一種方式或者以寄居者給他的主人的貢賦形式，接受了什一稅的。始祖亞伯拉罕曾把自己1/10的收成交給撒冷的國王麥基洗德，據說是為補償被搞髒了的水源。以後，《聖經》中規定，以色列人必須將其1/10的收入交給祭司階層利未人作為向上帝的獻祭，並規定其中哪些部分可以由祭司享受，哪些部分歸族人分享或燒給耶和華。王國建立之後，什一稅也成為王室收入的一部分。當然，王的胃口大多比神的胃口大，所羅門可以稱為“橫征暴斂”，這1/10肯定是滿足不了他的。以後，《塔木德》也承認什一稅的作用，並就這筆錢的使用作了種種限製。隨著第二聖殿的被毀，王權不複存在，聖殿獻祭不複存在，祭司階層也不複存在，而作為精神領袖的拉比在15世紀以前一直靠自己的其他物質手段謀生。因此，原先多少帶有點強製性的什一稅成了完全自主決定的捐獻，在數量上，人們仍然比較習慣於至少1/10這個比例。所以，我們不妨稱之為什一金，以同其他民族的捐稅相區別。好在希伯來語中，指稱這1/10的東西的，本來就是一個由“十”派生出來的詞“Maaser”。猶太人對捐獻什一金有著明確的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