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則上，每個人都要為窮人捐獻1/10，“否則，他的祈禱就不能達於天堂”。甚至身為受施者的窮人，也必須捐獻1/10。不過，真要是捐獻什一金意味著剝奪一個家庭的基本生存資料，或者無父母的姑娘會因此嫁不出去，則可以免除。在猶太人中，是否捐獻什一金，可以由個人自己斟酌決定，就像是否做一個猶太人也可由他自己決定一樣。但捐款，如何使用不完全取決於捐獻人，捐獻人隻能在一定的範圍之內決定將其全部或部分用於何種用途。
按照規定，什一金不能用於子女的教育，不能給媒人，不能給拉比或其他宗教人員，也不能用來建造猶太教會堂（可以采取專項募捐的方法來籌款）。“慈善先及親友”是可以的，但那些把時間都花在研習猶太經典上的人享有優先權。
除什一金之外，早期希伯來人還有另一項製度性安排，就是安息年或禧年。在安息年，地裏自長的東西，無論多少，皆歸窮人和婢仆等享用，地的主人不得幹預。經過7個安息年，便到了第五十年，猶太人稱之為“禧年”。在這一年，除了同樣休耕並全體同吃自行生長的土產之外，以色列人互相所欠的債務也一筆勾銷，以前賣出的土地自然歸還，以前賣身為奴的自行獲得自由，實在不舍得離開主人家的還須另外舉行儀式：把頭靠在門框上，讓主人在耳垂上穿個洞，方可以終身為奴。《聖經》中上帝還特別關照，富人不可在禧年臨近之時“惡看窮人”。禧年成了猶太人除舊布新，人人有個新開端之年，也成了猶太社會消除內部應力之年。對所有這些安排，猶太人在觀念上一概視之為個人，尤其是有錢人的一種義務，一種具有神學色彩的道德指令。“原來那地上的窮人永不斷絕，所以我吩咐你說：‘總要向你地上困苦窮乏的弟兄鬆開手。”（《申命記》）其他民族持有的慈善是出於某種人類之愛、惻隱之心或者為自己積點陰德之類的想法，同猶太人的觀念毫無共同之處。猶太人的慈善從根本上說，不取決於對受施者的態度，即使厭惡他，為了履行義務，也得為不幸者捐獻。這就是“慈善乃公義”的實質。毫無疑問，這本身也是一種純理論上的或者理想化的說法。猶太人的這套出於獨特價值觀念與心態的慈善安排，在其民族2000多年的顛沛流散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可以說，猶太民族是靠自己相互之間盡這種無條件的“公共義務”而得以延存至今的。
曆史上，無論在什麼地方，隻要有一個完整的猶太共同體，並擁有自己的會堂，就必定有一個猶太人稱為“司幕”的救濟員，以解決猶太人日常一般需要。至於特殊需要，則由輔助協會來解決。在海盜盛行的年代，一些猶太共同體還準備了贖還被擄者的專項資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在一些龐大的猶太共同體，如英國倫敦或美國紐約的猶太共同體中，最大最多的機構也許就是從事慈善救濟和募捐的機構。它們不單保證了共同體成員的需要，而且在其他共同體處於危難之中或麵臨大量移民時，也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支援與資助。曆史上的事情不說了，即使猶太人自己的國家，也是在境外猶太人的共同資助下站穩腳跟、迅速發展的。從1950～1980年間，世界各地猶太人給予以色列的捐獻與貸款（名為貸款，其條件之優厚與捐獻也沒有什麼區別，因為猶太人本來就沒有相互借錢需付利息的習慣，不過商場上另作別論。）達120億美元。1948年以色列建國那年，僅美國猶太人就捐獻了2億美元，相當於那一年美國猶太人收入的總和！每當以色列處於戰爭之時，海外猶太人的捐款便會潮水般地湧來，除了現金和支票，人們還會送來房屋和汽車加油站的契據，婦女會獻出自己的戒指和首飾，孩子會獻出自己積攢的硬幣，一個老人甚至獻出了他的全部財產30美元6角9分。猶太教神學院的一位教授給募捐組織送來一張23萬美元的支票，他在附來的便條上所寫的一段話，最具代表性地體現了“慈善乃公義”信條的巨大感召力：“我們願以任何方式幫助你們，隻要你們覺得可行——回答電話或粘貼郵票。我會心甘情願地奔赴以色列，換下別人去完成其他職責。你們知道，過去，當那600萬人走進煤氣室的時候，這個世界曾默默旁觀；現在，當幾百萬幸存者被衝入油井的時刻，我決不會保持沉默！”◇ 悄悄地施舍方為善
一個乞丐告訴他的拉比，說他靠“肥雞和陳年葡萄酒”過活。拉比問他，“你不擔心自己成為公眾的負擔嗎？”乞丐一聽，略顯慍色道：“我吃的是他們嗎？我吃的都是上帝的。”這則故事的可信度如何，姑且不論。但從中可以看出，決不純是乞丐的不知趣、厚臉皮、無羞恥之心，還有猶太人對施舍者與受施者之間關係的微妙之處的體察。慈善應該說是一種美德，但行善者卻並非個個都出於追求德行的動機。施舍者和受施者客觀上的地位差異，很容易導致施舍成為某種宣泄極端個人主義情緒的手段。慈善導向“精神上的貪婪”，這種可能性無疑是始終存在的。但這種可能性畢竟不是唯一的可能性，更不是必然性。慈善而睿智的猶太民族有能力有辦法讓慈善導向公義而不是“貪婪”。
從神學理論上說，猶太人一向認為，世界和世上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即上帝的。所以，誠如那位乞丐的不慚之言，窮人所接受的都是上帝的，施舍者無非轉轉手而已。反過來，施舍者的捐贈也無非等於還給上帝，或者借用《聖經·箴言》中的話來說，“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既然借錢給耶和華是一個人莫大的幸事（也許僅次於同上帝一起研習《托拉》），而這一幸事又是由於窮人接受了他的“憐憫”才得以成全的，那麼受施者幫施舍者的大忙理應遠遠超過施舍者幫受施者解困。正是在這層意義上，拉比們認為：“乞丐在接受施舍者贈予時的貢獻，超過了施舍者贈予時的貢獻。”
如果說，這類“意識形態”解說目的還在於幫助無助者擺脫受施時難以避免的困窘心理的話，那麼，猶太慈善傳統中還有許多具體做法專門用來從根本上解決這種困窘和那種“精神上的貪婪”的產生。拉比們曆來主張，最體現慈善之心的施舍應是施舍過程中施舍者和受施者都不知道對方是誰，即“富人暗中把收入的1/10贈給窮人”。有一次，一位拉比看見一個人當眾給乞丐一個硬幣，便生氣地說：“使人羞愧的施舍，還不如不施舍。”正因為這同一個道理，《聖經》中要求人們在收獲作物時，留下一部分讓窮人收去享用，無論是莊稼、葡萄還是橄欖；或是在安息年，讓窮人享用自然長成的作物，這樣，窮人就不需要同田的主人發生直接接觸了。以後，猶太人又發明了一種新的辦法，就是在會堂或其他公共場所，專門設立若幹小房間，名之為“靜室”或“噤聲室”。這是專門為窮人儲存東西的地方。施舍者悄悄地把東西放進靜室，不留名姓就走了，而窮人也悄悄地拿走所需的東西，同樣不留名姓。有意思的是，每個捐贈者在放好東西後，還要喃喃自語，說這些東西不必看作捐贈之物。這地方所以稱為“噤聲室”，為的也許就是這話也毋須說得太響吧。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的猶太人所作的捐贈中，還有許多是匿名的。其中當然也有自知所贈錢物不到1/10心存愧疚而隱姓埋名的。這種帶愧疚感的隱姓埋名反過來證明了猶太人道德起點的高度。不管怎樣，猶太民族在慈善事務上，一方麵強調保護受施者的自尊心，另一方麵突出地防止施舍者借慈善表現自己的優越性，這都有效地保證了慈善活動作為民族團結、民族凝聚、民族自救的機製的健康作用。因為保護受施者的自尊心，是保證受施者不對施舍產生依賴心的最根本方法。一個有自尊心的人，即使在萬不得已之時受人施舍，也決不會安於接受救濟，更不會自甘墮落地安於接受別人的救濟，像那個“靠肥雞和陳年葡萄酒過活”的乞丐。這既保證了民族中境遇最差的那一部分人的道德心與進取心，也保證了慈善活動可以有效地進行下去。有自救之心的受施者不會在人數上越積越多，而最終導致慈善救濟的“供不應求”。就一般情況來看，在西方，猶太慈善機構的賑濟款項使用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要高於非猶太人的慈善機構和政府福利資金。這固然同猶太慈善機構的工作效率有關，但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猶太窮人得到了保護的自尊心：他們不願加入領取救濟的隊伍，即使迫不得已進入了這一行列，他們也唯求及早脫離。而從另一角度來看，有意壓低施舍的重要性，防止慈善走向炫耀，走向顯示施舍者的優越性，也有助於慈善活動保持其道德性，保持慈善作為猶太人公義之心的本質特征，保證慈善活動作為集體整合的重要手段，而不至於因慈善活動中極端利己主義的惡性膨脹反而最終毀了集體本身。從上述角度來看，猶太人對施舍的種種限製，就不僅出於對個體心理細微之處的體察和體諒，更出於對集體生存條件及其健康存在的細微要求的洞悉和感悟。這才是一個始終不忘集體存在的民族的智慧高深之處。
◇ 助人自立乃最高之善
世界上的事情往往會走向反麵，尤其是好事情。所以，以猶太人那種慷慨好施的脾性和完善有效的慈善體製，外人很容易為他們擔憂，是否會因為接受救濟太容易而終有一日會接濟不上。然而，事實證明，猶太窮人自己對慈善組織或慈善活動的依賴並不嚴重，往往是在別無選擇的情況下暫時利用一下。一有可能，他們馬上放棄這根拐杖，站在了自己的腳上。
英國倫敦的猶太共同體具有完整的慈善體係，各種機構中早的有建立於18世紀的，大部分是在19世紀，特別是在該世紀末建立的。當時，大批猶太難民湧入英國，集中於倫敦，一度使倫敦已有的濟貧委員會窮於應付不勝負擔。許多應急的募捐委員會應運而生，有效地擔負起了救濟移民的任務。移民們的到來在各方麵都給定居多年的猶太人造成了各種問題，自然也引起種種抱怨。但是，沒有一個人會抱怨移民們占用了他們的公共基金。從猶太傳統來說，這條理由是不存在的。最後，這些移民在倫敦猶太共同體的接濟和幫助下，或者繼續前往美國尋求謀生機會，或者返回俄國，沒有一個人留下來靠社會救濟度日。
從價值觀念上，猶太人就推崇慈善，而不以受施為榮。對於猶太人來說，需要接受救濟，無疑證明自己已經到了赤貧的地步，等於承認自己的失敗與無能，這是一個莫大的恥辱。這種觀念和心態典型地體現在猶太人的一條諺語中：“與其在他人的慈善下過活，不如過貧苦的生活。”在貧苦而獨立的生活中所能保持的個人尊嚴，在接受施舍之時，不能說蕩然無存，至少也岌岌可危。正是這種視慈善之物為“嗟來之食”的態度，使得猶太窮人在很多情況下都隱而不現，或者更準確地說，使他們從貧困中昂然崛起。在後一個過程中，猶太慈善機構的接濟方式也起了極大的作用。
猶太慈善機構，尤其是那些曆史悠久、地位穩固的慈善組織，非常注意避免英國維多利亞時代濟貧機構的那種“一視同仁”的做法。猶太組織對要求救濟的人並非“有求必應”，相反，通常需要作嚴格的盤詢，隻不過出於猶太人的同情心和對窮人開口乞討時所處的窘困情境的體諒，慈善組織一般采取先接濟後盤詢的做法。對“神聖的愛情”采取如此冷峻的態度，顯然隻能表明，在猶太人看來不僅共同體承擔著為每個成員提供救濟（必要時）的義務，每一個成員也承擔著盡力不讓共同體為他負擔的義務。而個人證明自己已經履行過這一義務的最好辦法，就是拿出直接證據，說明他已作過努力，但仍然力不能及。
舉例來說，猶太人對窮人家的姑娘一直深表同情，因為她們有可能為了辦不起嫁妝而嫁不出去。猶太人有一種說法：有一個過了年齡而未結婚的女兒，是一個家庭可能經曆的最大不幸之一。因此，猶太慈善製度中對出身貧寒的姑娘特別開恩。猶太律法規定，一個沒有父母的年輕姑娘，要是會因為捐獻什一金而使其嫁妝低於正常結婚水平，從而影響其結婚機會的話，可以不捐獻。這是為數極少的幾種豁免資格之一。此外，許多猶太共同體都備有一筆供貧苦新娘置辦嫁妝的專用資金，稱之為“hachnasatkallah”。例如，英國倫敦猶太共同體就有一個“每年為貧窮的猶太淑女和培訓有天賦的猶太姑娘提供資助”的“阿尼阿比卜信用社”，在采取這些特殊措施的同時，共同體對貧苦姑娘本人也有一個要求，要求這樣的姑娘或新娘證明，她確實已經為自立作出了努力。既然在相當長的時期中，女孩子正當攢錢的方法隻有一種，就是當女傭，那難怪“立陶宛猶太委員會”早在1638年就明確規定：“窮人家出身的姑娘……隻有獲得了共同體領袖發給的文件，證明她們在共同體生活期間，自12歲以後——因為這個年齡己適合做家務——已經有3年時間是在別人家裏當女傭之後，才能得到資助。”猶太共同體對於關懷備至的貧苦姑娘尚有這種要求她們自立的規定，那麼，對於其他救濟對象就更不用說了。而前麵談到那兩個“乞丐”時之所以說他們已不像猶太人，倒不單單因為他們的臉皮厚，而是在猶太人的慈善體製下，根本不會造就這樣一種可以“肆無忌憚”地享受“肥雞和陳年葡萄酒”的人。著名的猶太思想家、猶太律法的權威邁蒙尼德曾明確宣布，最高級別（共有八級）中的最高級的慈善之舉，就是收容一個一貧如洗的以色列人，送他一樣東西，或者借給他一筆錢，或者招他入夥，或者為他找一份工作，目的在於使他的雙手變得有力，從而使他不再需要求助於人。
“使救濟對象不再求助於人”是猶太慈善活動的最終目標。無論從道義上、經濟上還是民族生存上來說，這個目標都是最為合理的。任何一種慈善事業一旦實現了這樣一個目標，就意味著它已進入良性循環之中。可以說，世界猶太人之所以能為以色列提供那麼多的捐款，除了他們把猶太人的國家擺在了優先地位之外，根本上還在於絕大多數猶太共同體已經較為成功地解決了它們各自麵對的日常救濟問題。而這一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恰恰在於它們造就的是不再求助於人的人。第四十八箴學會自救
上帝奪取了我們的一切，剩下的隻有我們。
——《塔木德》
猶太民族之被稱為“強項的民族”，上帝是“始作俑者”。當年，摩西在耶和華上帝的指點和祐護下，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來到西奈山下。摩西上山去領上帝授予的法版，以色列民眾久候不至，便請摩西的哥哥亞倫為他們做了一隻金牛犢，頂禮膜拜。上帝遙感獲悉後勃然大怒，對摩西指斥這些“硬著頸項的百姓”，要向他們發烈怒。在摩西的婉言相勸之下，耶和華總算心平氣和了，沒有發烈怒。然而，這個“硬著頸項”的名稱，不管是褒是貶抑或又褒又貶，卻伴隨著猶太人再也摘不下來了。猶太民族的頸項確實硬。他們一邊稱耶和華上帝為全知全能有行奇事的力量；一邊又毫不“為聖人諱”地將耶和華與以色列人立約的信物藥櫃被擄一事記入“正典”《聖經》，大有《列王記》中同時記錄諸王功績與暴政的氣魄。而且，亡國前後，先知們又一再聲稱，“以色列啊……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既然是自己跌倒的，那隻有靠自己的力量站起來。這種“自己的力量”中，毫無疑問有因虔信耶和華上帝而獲得的精神力量。但“硬著頸項”的猶太人根本上沒有袖手等待耶和華再行那種讓異族人人長痔瘡的奇事，而是盡自己的一切力量，調動自己的聰明才智、心理素質，偶爾還有體力技能，掙紮搏擊了2000年，終於帶著驕傲的神情，重新出現在國際社會之中，強項不減當年。以色列人回到了“迦南”，以色列人讓“迦南”真正流淌著“奶與蜜”。猶太民族以自己的力量兌現了上帝應許之事！
◇ 獨特的自救方式
現代文學批評中有一套方法，專門尋找各種故事、戲劇等有情節的文學作品的基本內核，稱之為原型或母題。批評家們常常發現，一個民族的故事編來編去，總脫不了若幹個母題，而整個人類的不同部分，即不同民族，也往往會有若幹共同的母題。西方戲劇離不開聖經故事的情節模式，就是這個道理。那麼，猶太人的生存中有沒有這樣的母題呢？回答是肯定的，至少在《聖經》中就有一個。摩西是猶太民族曆史上裏程碑式的人物，其曆史功績之大是無人能望其項背的。沒有摩西率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們便會一直處於被奴役的境地。更為意義重大的還是摩西溝通了耶和華上帝與以色列人。他代表族眾在西奈山與上帝立約，接受了上帝的“十戒”，從而使以色列人成為上帝的選民、成為律法的民族。
有個日本人曾於1949年前後在駐紮在日本的“聯合國軍總司令部”中作業餘翻譯，親眼看到了猶太士兵借錢給同事獲利而過著比將校還奢侈的生活的“奇事”。其他士兵看不起他們，暗中咒罵他們是“猶太”，即出賣耶穌基督的人，這位日本人感慨地寫道：“雖然遭蔑視，可猶太士兵卻滿不在乎。不但不垂頭喪氣，反而把錢借給蔑視他們的人，事實上用金錢把他們征服了。受蔑視而不氣餒，堅強地生活著的猶太人給我以深深的印象，我不知不覺地開始對他們產生好感，不但沒有疏遠他們，反而更接近他們。”這位日本人不知道，日本人早就被猶太人的金錢征服了。
◇ 不失時機地展示強項
《塔木德》中有不少介紹拉比“強項”的故事。有個安息日的下午，羅馬皇帝去拜訪一位親密的拉比。皇帝雖然事先沒有同拉比打招呼，但他在拉比家裏還是過得很愉快。吃晚飯時餐桌邊上還有人唱聖歌，或談些《塔木德》上的事。皇帝十分高興，主動表示星期二還要來訪問。等到星期二皇帝來時，人們事先已經作好了準備。最好的食具擺了出來，安息日時休息的仆人現在也出來侍候，上次因廚師休息隻好吃冷菜，這次卻有很多熱的菜肴點心。盡管如此，皇帝覺得還是安息日那天吃的東西有味道，便問拉比：“上次菜裏用的到底是什麼香料？”拉比回答說：“羅馬皇帝沒有辦法拿到那種香料。”皇帝卻自負地說：“不可能，羅馬的皇帝不管什麼香料都可以弄到手。”拉比說：“隻有‘猶太安息日’這種調味料是不管羅馬皇帝你怎樣使勁也弄不到手的。”拉比這句話的意思很明顯，表達的是猶太人不畏強權的意誌。安息日的全套禮儀器具食物是猶太民族的傳統象征，不可能聽從羅馬皇帝的頤指氣使。
不過，這位拉比在羅馬皇帝麵前雖然“強項”，還在道理上，畢竟兩人還是朋友。另有一位拉比簡直強項到了不近情理的地步，似乎連強項也可以成為“為強項而強項”似的。差不多也是這個時期吧，一次，有個拉比來到羅馬，正好看到街上新貼出了一張布告，上麵寫著：“王妃最近遺失了一副價值連城的首飾。如有人在30日內找到送還，將予重賞；唯30日後被發現持有此物者，將處以極刑。”後來，這位拉比於無意中發現了這副首飾。不過，他沒有立即送還王妃，而是一直等到第31日，才來到王宮，當麵送還。王妃喜悅過後，問他：“30天前貼出布告時，你有沒有在這裏？”拉比回答說：“我在這城裏。”王妃臉色一變：“過了30天才送來，你知道這麼做會有什麼後果嗎？”拉比坦然地回答道：“我知道。”王妃更覺奇怪：“那你為什麼要保管到第30天呢？如果昨天送來的話，還可以得到重賞，難道你不愛惜自己的生命？”拉比凜然說道：“如果有人在30天內送還的話，王妃會認為這個人是畏懼王妃呢，還是對王妃有敬意？我想告訴人們的是，我到今天才送還，絕不是畏懼王妃，我所畏懼的乃是神。”王妃聞聽，連忙改容，說道：“那麼，我應該對具有這種偉大的神的你，表示深深的敬意。”
看了這則故事，令人不能不有這樣一種感覺，似乎拉比們完全不是讀書人的斯文模樣。即使不像高吟著“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複返”的荊軻之輩，因為他們不動刀動槍的，至少也像擊鼓罵曹的那個狂士禰衡。不願意領敵國王妃之賞，這可以理解，但公然到王妃麵前以“強項”示威，似乎有點太不顧惜自己的那根“強項”了。不過，再仔細一想便可以發現，拉比不但確實“強項”，而且非常聰明地選擇了一個非常適當的場合來展示自己的“強項”。羅馬人對猶太人的強項不是不知道，不是沒有機會領教。羅馬人最終將猶太人全部逐出巴勒斯坦，實際上也等於表明，他們對這個強項民族是別無他法了。而猶太人處在這樣一個信奉暴力的民族的統治下，要想維持一定程度的獨立和自主，隻能首先堅持自尊自強，從心理上就讓對方有所準備並有所讓步。拉比的這番作為，就是昭顯民族尊嚴的表演。不過，這種表演不能貿然進行。過分的剛硬難免失於脆弱。猶太民族2000年散而不亡的經曆表明，這個民族是有著非凡的韌勁的。在這裏，這種剛中帶柔的韌勁就表現在拉比畢竟還是把首飾送還給了王妃。這意味著，不管拉比畏懼的是神還是王妃，王妃的布告及其內容是得到認可的。王妃無論從麵子上還是實利上，都是有所得的。而拉比則恰恰借王妃有所得時的心境，借神示威，來展示民族的剛烈之氣。王妃既有所得，作為羅馬人又同樣推崇剛烈，所以，比較容易“易容”，而不至於惱羞成怒，硬砍拉比的頸項。◇ 時刻準備著
猶太人可以說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強的民族，連動不動就切腹自殺的日本人對猶太人的這種能力也常常讚歎不已。是的，沒有這樣一種忍耐力，任何民族都不可能經曆2000多年的流散而不消亡。何況，猶太人本身又以“上帝的選民”自居。這種自我加封的優越地位實質上是一柄名副其實的雙刃劍，它在加強民族自尊、賦予民族成員以希望的同時，卻同時使他們時時感到這種優越地位與現實生活的格格不入，從而時時產生希望的幻滅甚至絕望，因為就實際遭遇而言，他們常常更像是“上帝的棄民”！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的處境比他們更糟了，他們遇到的常常不是一個敵人，而是左右夾攻腹背受敵。在這種情況下，以“上帝的選民”來喚起自己的信心仍然是必要的，但僅僅如此又是不夠的，還需要造就民族成員的一種特殊心理素質，這就是忍耐，忍一切不可耐之事的能力。所以，從塔木德時代起，拉比們就著意培養人們的忍耐之心。然而，且不要認為猶太人隻是在單純地忍耐。不，猶太人與其說忍耐，不如說是等待。等待什麼？有純粹等待神的拯救的，猶太教極端正統派甚至在猶太複國主義運動興起之後，還堅持所謂上帝與猶太人的三條誓約之一：“不得強行返回故土”；但更多的是在等待行動的時機。這種行動是集體的行動，而不是個體的行動。個體的行動猶太人從未止息過，困難的是集體的行動。長時期中，猶太民族被迫分散於世界各地，被人隨意趕來趕去，隻能以小規模的共同體形式存在。這樣一種生存方式沒有辦法形成全民族的力量，這樣規模的反抗隻會導致民族的精英和實力消耗殆盡。猶太人不是沒有反抗過，但所有的反抗幾乎全部失敗了。而且零星散布的猶太人即使成功地抗擊了一場攻擊，幾乎也必定會引起另外的攻擊，沒有一種勇敢的業績能夠使他們免遭殺戮。所以，猶太人隻能等待，並在等待中為自己積蓄力量，尤其是積累經濟實力。這種暫時還仍是個體性質的行動，由於猶太人所特有的凝聚力，隻要時機一到，這些分散的行動就會彙聚成集體的行動。2000餘年的耐心等待之後，隨著世界民族解放運動在18世紀的興起，猶太人終於迎來了自己國家的建立。
◇ 行動的巨人
“我在巴塞爾締造了這個猶太國。大家也許在5年內，無論如何在50年內將會看到它。”這是一個猶太人在1897年作出的一項論斷，這項當時令人難以置信的論斷發表51年後，聯合國做出了建立以色列國的決議。這項預言極其準確，甚至可以說，是極其精確的。但作出這一預言的人並不是一個一般意義上的預言者，而是一個行動者，一個以自己的行動來實現自己的預言的行動的巨人。他就是被猶太人譽為“第二個摩西”的民族英雄、猶太複國主義代表大會的創始人、以色列國的奠基人西奧多·赫茨爾。
西奧多·赫茨爾1860年5月20日生於匈牙利的布達佩斯。他接受的猶太教育並不多，一度還是一個被同化者和同化論者，相信可以通過受洗和與非猶太人通婚來解決猶太人問題。然而，現實生活使他認識到，同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於是，他從以旁觀者的身份同情猶太人、為猶太人辯護，轉變為把猶太問題當作自己的事，並致力於解決猶太人問題。他在1894年寫了一部劇本《新的猶太區》，劇中主人公臨終前所說的話預示了他解決猶太問題的根本設想：“猶太人啊！我的兄弟，你們隻有知道應如何去死，人們才讓你們活下去……你們為什麼這麼緊地抓住我？……我要逃——出去！……逃——出——猶——太——區！”1894～1895年間，赫茨爾任維也納一家大報駐巴黎記者，親眼目睹了著名的德雷福斯案件的審判。1894年12月法軍上尉、猶太人德雷福斯因遭人誣陷被定為叛國罪而處終身監禁。這起冤案在12年後（1906年）才得以平反。在審判德雷福斯期間，法庭內外都有成群的人狂呼：“殺死！殺死猶太人！”這種白熱化的反猶氣氛和場景，使赫茨爾真正變成了一個猶太複國主義者。他明白了，以文明和進步著稱當時的法國，在猶太人問題上尚且表現得如此偏狹，對那些還未達到法國100年前水準的民族，又能抱什麼希望呢？從1895年起，赫茨爾積極開展猶太複國主義活動，他寫出完整的綱領，拜訪重要的猶太人和一些政治家，闡述建立猶太國的設想，卻無一例外地遭到冷遇。赫茨爾沒有氣餒，繼續追求著自己的目標。他將自己的這份綱領改寫為《猶太國》一書，書中概括地敘述了這個國家的任務，重點論述了建立這個主權國家所必須采取的措施。猶太複國主義運動的第二任領導人、以色列首屆總統哈伊姆·魏茲曼日後回憶道，此書的發表猶如晴空霹靂，猶太人從中發現了一位重要的曆史人物，一個行動的巨人。而許多青年猶太複國主義者讀了《猶太國》後，“完全變成了另一個人”。1897年8月29日，在赫茨爾的努力下，世界猶太複國主義者第一屆代表大會在巴塞爾開幕。這是猶太人自大流散以來所召開的第一次正式的世界性猶太人會議。來自東歐、西歐、美國、俄國和阿爾及利亞的197名代表出席了大會。赫茨爾向大會作了報告，明確表示讚成在巴勒斯坦創立一個正式的、有法律依據的猶太民族家園。大會成立了猶太複國主義者協會，任命赫茨爾為第一任主席，通過了猶太國的國旗和國歌，建立了行動委員會。猶太複國主義的目標是把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團聚起來，通過移民的途徑，在巴勒斯坦建立猶太國。大會以後，赫茨爾為猶太複國主義的目標做了大量工作，並取得了重要成果：在第二年召開的代表大會上，代表人數增加了一倍，下屬小組增加了兩倍；1901年成立了猶太殖民托拉斯，開始為猶太複國主義事業籌措資金；1905年猶太國民基金也建立了起來。赫茨爾為民族所作的最後一項貢獻是在猶太複國主義隊伍麵臨分裂的關鍵時刻，召開了和解會議，維護了內部的團結。此時，對赫茨爾本人來說，最後的日子已經臨近了。會議之前，他已臥床不起，抱病參加會議之後，即被送去療養。但他堅持工作，終於在1904年7月3日逝世，時年44歲。6000多猶太人為他送葬，哀悼他們的民族英雄。在猶太人的心目中，赫茨爾是他們的領袖和引導他們從黑暗走向光明、走向上帝應許之地的救世主，是“這首充滿幻想的複活史詩的‘主題’”。曆史的機遇稍縱即逝，一個翹首企盼了20個世紀的古老民族，就在這短暫的一瞬間把握住了一個不會再來的機會。赫茨爾倒下之時，猶太國仍未出現。但曆史證明，這個猶太國已經由幻想邁向現實的大門，赫茨爾耗盡畢生精力克服2000多年的鏽滯方使之啟動的曆史車輪，已慢慢地，繼而越來越快地向著上帝應許之地馳去。時針忠實地按照赫茨爾的預言，一格格地走向猶曆5708年以珥月5日，即公元1948年5月14日下午4時，複活的猶太國再次站了起來！這是猶太民族的一個新紀元的開端，是猶太民族、猶太文化、猶太智慧創造的一個真正的神跡！第四十九箴把家庭寫進一個民族
夫妻彼此能真誠相愛，即使是睡在劍幅般寬的窄床上也能成眠；反之若相互仇視，即使睡在16米寬的巨床上也嫌太擠。
——《塔木德》
在漫長的曆史時期中，除了會堂，猶太民族的第二個空間集合形式，也許就是家庭了。家，本身必須占據一定的空間地域，哪怕再小，這塊用各種物質材料直接框定的物質空間，時常是名副其實的“國中之國”；而且，家人之間必定具有其他群體中所不具有的血緣紐帶。所以，民族一般必備的兩大紐帶——種族與地域——在家庭中找到了最好的結合形式。
正因為如此，猶太人家庭活動中存在著大量的共同體活動。猶太人居室的門上都放著一個小箱子，裏麵放有一卷寫有經文的羊皮紙卷，稱之為mezuza（經文楣銘）。有的在朝向耶路撒冷的牆上還釘有圖畫或標誌。人們進出家門時，或者用手觸摸“經文楣銘”，或者用嘴親吻。這種安排實際上使家庭居室成了處於外族文化之中的一小塊物質空間，成了實實在在的猶太文化的地域。
在家裏，猶太人同樣每天也要禱告三次，過宗教節，同樣也要演出全套生活化的戲劇，從逾越節到住棚節到7天一個的安息日，共同體活動的相當一部分都以家庭為單位進行著，而差不多同時地進行著同樣的活動的千千萬萬個家庭，構成了高度整合的猶太民族的千千萬萬個活著的細胞。家庭成為全部猶太文化的一個最密集的貯存地，成為猶太民族空間存在的分子形式。家庭就是共同體，就是民族本身的縮影。正因為如此，猶太人對家庭關係極為重視，對協調家庭關係不遺餘力，維係家庭，就是維係民族。從《塔木德》中，我們可以找到許多推崇人倫親情的動人事例與故事。很久以前，在以色列有兩個兄弟。哥哥已經結婚，有妻子兒女，弟弟還是獨身。兩兄弟都是非常勤勞的農夫。父親死時，把財產分給了兩兄弟。兄弟倆將收獲的蘋果和玉米公平地分成兩份，各自藏在自己的倉庫裏。到了晚上，弟弟想，哥哥有妻子兒女，開銷大，所以從自己所得的份額中拿出了一部分移到哥哥的倉庫裏。同時，哥哥卻認為自己有妻子兒女，沒有後顧之憂，而弟弟還是獨身，應該為以後的生活多準備一些，所以把自己的一部分玉米和蘋果搬到了弟弟的倉庫裏。第二天早上，兄弟倆醒來後到倉庫裏一看，東西都一點不少地放在那裏。第二天晚上、第三天晚上都這樣，他倆不約而同地連續搬運了三個晚上。在第四個晚上，兄弟倆在將各自的東西搬到對方倉庫去的路上竟相遇了。兩個人終於知道對方的心意，不約而同地扔下手上的農作物，緊緊地抱在一起哭了。兩兄弟抱在一起哭泣的地方，成為耶路撒冷最受尊敬的場所，直到今天仍被追思傳頌著。
《塔木德》作者不但弘揚著這樣一種家庭內部的相親相愛，還不惜委曲求全地挽回他人家庭的和平。過去，有一個叫梅厄的拉比，很擅長於演講。他在每周的星期五晚上，即安息日前夕，前往會堂演講，每次都有好幾百人來聽他的演說。其中有一個婦女，非常喜歡聽梅厄拉比的說教。盡管星期五晚上猶太主婦通常都呆在家裏準備安息日會餐用的菜肴等，可她卻每次都去聽拉比的演講。有一次，梅厄拉比的說教長了一些，等她回到家已經很晚了。還沒進門，她就被丈夫攔住了。他生氣地問她：“安息日的菜肴還沒準備好，你到底上哪裏去了？”她回答說：“我到會堂去聽梅厄拉比說教了。”丈夫聽了，對她說：“除非你往拉比臉上吐口水，否則就不要進這屋子來。”說完，他就把門鎖上了。她沒有辦法，隻好和朋友們住在一起。梅厄拉比聽說這件事後，知道自己的話說得太長，破壞了一個家庭的和平。於是，拉比特地請那個女子來，告訴她自己的眼睛常會疼痛，請她用口水幫他洗洗眼睛。這是沙漠地帶人們清理眼睛裏的灰沙時常用的辦法。這位女子就往拉比眼睛裏吐了一口口水。眼睛好了，她和丈夫的家庭矛盾也消除了。弟子們問拉比：“你是很有名望的拉比，為什麼會允許她往臉上吐口水？”拉比真摯地說：“為了挽回家庭的和平，就要盡一切力量。”顯然，越是處於險惡的社會環境中，和平家庭中的溫馨親情越能使散居的猶太人感受到“共同體”的溫暖，從而產生強烈的向心力，這種朝著直接共同體——家庭的向心力，彙聚在一起，便是整個猶太民族的凝聚力。
◇ 孩子是希望所在
猶太人有一句極為睿智的格言：人類有三個朋友：小孩、財富、善行。這裏的人類當然應當理解為猶太民族。因為任何人的全稱命題其實都是他的特稱命題的轉型。所以，這句格言告訴我們的是猶太民族的三個根本關注點：小孩是民族的肉體存在，善行是民族的精神存在，財富是民族的現實存在。對於以“文化”立“族”的猶太人來說，善行及其背後的價值與信仰，是民族最高意義的存在，無此，即無猶太民族。但是，這種精神存在要成為每一曆史時刻的現實存在而不淪為曆史遺跡，必須與民族的肉體存在同在。而財富不僅代表著維係猶太民族精神存在和肉體存在的必要條件，還是猶太民族的肉體存在借以證明其精神存在之不朽的根本證據。所以，最終說來，猶太民族的這三種存在是在孩子身上實現“三位一體”的。從這層意義上，我們不難明白，猶太人何以會對孩子具有這樣一種帶有崇高感、神聖感的情感。隻有當一個民族清晰地意識到，自己的未來和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時，才會給孩子帶上這樣一輪光環，使孩子幾近於神聖。從這樣一種“孩子神聖”觀念出發，猶太人的家庭成了名副其實的“孩子的王國”。當孩子還在母親的子宮裏的時候，就已受到全家的特殊照顧。猶太人有一條規矩，孕婦應當享受特殊待遇，必須讓她吃得好。在貧窮人家，甚至寧可大家挨餓，也不能讓孕婦餓著。孩子一出生，就成了家庭的中心。全家人他們往往采取一種很特殊的教學方式，就是多同孩子交談，討論問題，有時還故意同他們胡攪蠻纏。這種風格的教育風行於猶太人的各個階層，而且其中的話題還多以《托拉》、《塔木德》等經書上的問題為取向，從而在培育孩子思考和論說能力的同時，培育出了一顆猶太心靈。這種培育猶太心靈過程中最動人的一幕，是從小培養孩子的慈善之舉。在塔木德時代，猶太人家庭在安息日前夕，做母親的一定會點上蠟燭，父親則把手放在孩子們的頭上念誦祝福詞。猶太人家裏都有一些設置捐款的小箱子，在點蠟燭之前，孩子把父母給他的硬幣投入小箱子內，作為捐獻。到安息日的下午，不是由富人家的父母直接把錢交給窮人，而一定由孩子把小箱子裏的錢拿出來送給窮人。猶太人認為，這樣就可以從小培養孩子慈善的行為，把一顆善心種植在孩子的心上。“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種下的是孩子的善心，收獲的是民族的長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