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拾章
毛澤東評點曾國藩政治思想
毛澤東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以後，是看到了這一點的。1926年，他在廣州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時說：“洪秀全起兵時，反對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國人的心理，曾國藩即利用這種手段，撲滅了他。這是洪秀全的手段錯了。”這時他是站在同情太平天國革命的立場上，為太平天國總結曆史教訓的。直到晚年，毛澤東還說過：“曾國藩是地主階級中很厲害的人物。”
【評點原文】
毛澤東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以後，是看到了這一點的。1926年，他在廣州弟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講課時說：“洪秀全起兵時，反對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國人的心理，曾國藩即利用這種手段，撲滅了他。這是洪秀全的手段錯了。”這時他是站在同情太平天國革命的立場上，為太平天國總結曆史教訓的。直到晚年，毛澤東還說過：“曾國藩是地主階級中很厲害的人物”。
【評點背景】
中華古國五千年淵源流長，帝王將相，英雄豪傑數不勝數，而在毛澤東看來，昔日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要麼略輸文采，要麼稍遜風騷，要麼隻識彎弓射大雕，“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毛澤東的理想事業是既會辦事，又能傳教，君師合一，德業俱全。
洪秀全在廣西金田村拜上帝教，發動了太平天國革命起義，洪秀全最初以看相算命活動於粵、湘地區。主倡上帝教，又稱三點擊。但最終失敗了，究其原因，洪反對孔孟等儒家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國人的心理。儒家思想中的“三綱”、“五常”是封建社會的糟粕，對學生時期的毛澤東也曾有過毒害，如“聖賢創世”的觀點。1917年8月23日他在給黎錦熙的信中寫得很明白：聖人得“大本大源”以濟世，賢人“略得大本大源可安民”。這種聖賢創世觀，直到他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才逐漸得到改造。
早年毛澤東對儒家“德政”思想也曾有過批判，而且有些見解比較深刻。他認為“以廣義而言，人類無普通之道德”，“道德因社會而異，因人而異”。這不僅有發展變化的觀點，而且有不同階級有不同道德的思想萌芽。當泡爾生談到康德“皆以為道德之本義，即在人類理性，必有其普通無異之實質”時，毛澤東在旁批注“吾國先儒之說亦然”。
毛澤東在學生時代對儒家的“三綱”、“五常”（即君為臣綱、夫為子綱、夫為妻綱；仁、義、禮、智、信）作了更為猛烈的批判。那時，正值袁世凱複辟帝製、獨尊儒學的時候，也是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提倡個性解放的時候，毛澤東投入了這場批判，主張個性解放，認為社會是由無數的個體組成的，個體是社會的細胞，沒有個體，就沒有群體，就沒有社會；尊重個性，尊重人格，是社會解放的首要任務，“故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儒家的“三綱”、“五常”正是壓抑個性的惡魔。他寫道，“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因為它與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家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像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鬱鬱做了二千年偶象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
毛澤東“精神利己主義”的本意，並不是追求極端的個人主義，而是追求一種完善的個人思想、情操、品德，以求“利他”，是“利他”和“利己”的辯證統一。故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習時，倡導“高尚其精神（或日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魂。”他與同學交談通信時，多是研討修身養性，個人品行向上，人類生活向上諸問題。1915年9月27日他在給蕭子升的信中說“吾人立言，當以身心之修養，學問之研求為主，輔之政事時務。”把修身養性，尋找真理作為朋友間通信交談的主題。他發起組織新民學會，最初也是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他對孔子的“訥言敏行”很讚美，據說後來他給女兒李敏、李訥取名字，就是由此而來。
儒家的思想體係是觀念論，其自我修養是觀念的反思，隻需心懷一個“誠”字，就能恢複善性達到“仁”，毛澤東對此也是持批判態度的。他說：“吾人須以實踐至善為義務”，發展自己的精神道德，身心能力，唯一的途徑在於實踐、天下沒有“生而知之”的聖人，那種“不慮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的說教，是不可信也。
早年毛澤東對儒家“德政”理論的接受和批判，無疑是他後來政治人格形成的重要淵源之一。毛澤東多次指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曆史的看法。”“仁”是儒家“德政”思想的核心。所謂“德政”即“仁政”、“仁者愛人”。毛澤東以唯物史觀與階級分析的方法，對儒家“仁”的說教平分秋色有過多次批判。毛澤東說：“孔子的知（理論）既是不根於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觀念論的，則其見之仁勇（實踐），也必是仁於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於大眾的勇於壓迫人民，勇於守衛封建製度，而不勇於為人民服務的。”“‘仁’不過是實踐時的態度之一，卻放在‘義’之上，成為觀念論的混亂思想。‘仁’這個東西在孔子以後幾千年來，為觀念論的混亂思想家所利用，鬧得一塌糊塗，真是害人不淺。”一針見血，批判得很徹底，很深刻。毛澤東唾棄儒家的“仁”，闡述了無產階級的“仁”。他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寫道：“我們對於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決不施仁政。我們僅僅施仁政於人民內部，而不施於人民外部的反動派和反動階級的反動行為。”對於反動派或者反動階級，在他們的政權被推翻以後，隻要他們不造反，不破壞，不搗亂，也給土地，給工作，讓他們活下去，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改造成新人。這是無產階級的仁政，是真實的仁政。毛澤東的這種政治觀念與政治人格，在解放初期對國民黨將領及資產階級、地主的改造中，得到真實的體現。
在對儒家“德政”思想的接受與批判的過程中，毛澤東的政治人格受到其多方麵的影響，在毛澤東後來的政治生涯中，有著多方麵的表現。其主要表現是：
首先，要有統一的思想和道德。孔子說“二道不同，不相謀”，信仰不同的人是不能相謀共事的。毛澤東接受了這個文化傳統的影響；他說，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運動，理論一理掌握了群眾，就會化為無窮無盡的力量。他在組織新民學會時說過：“我想我們學會，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如一麵旗手，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在創建共產主義小組過程中，提出了“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要以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作為建黨的指導思想。建國後，他教育全國人民“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特別強調統一思想，樹立共同信仰，是統一行動，爭取共同事業勝利的保證。
其次，毛澤東的政治人格重視人生的價值取向、主張並身體力行共產黨人的人生價值取向是全心全息為人民服務。儒家“德政”思想很重視人生價值取向。孔子說他自己“朝聞道，夕死可矣”。他的道就是“仁”“義”。儒家曆來宣傳“重義輪利”，“君子謀道不謀食”，“殺身成仁，舍身取義”，“去取心，行公義”等等。儒家這種“義利觀”也包含著兩個天係，即道德與利益的關係，個人利益與社會整體利益的關係，強調精神、道德高於物質利益。孟子說：“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取義者也。”強調個人利益服從社會利益、整體利益，“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些是儒家“義利觀”進步的一麵，但儒家“義利觀”把道德與利益絕對對立，“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有嚴格的等級觀念，認為“公”與“義”是君子、賢人、聖人所專有的，是天賦的，而“私”、“利”則是“小人”、“庸人”偏愛的，也是從娘肚子裏就固有的。毛澤東重視政治人格的人生價值取向，首要的就是為什麼人的問題。毛澤東在《為人民服務》一文中指出：“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入民利益工作的。”“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剿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在《論聯合政府》一文中把“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作為人民軍隊的宗旨，後來又寫入黨的綱領、章程，列為對共產黨員的首要要求和必須履行的義務。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要求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當個人利益與黨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要求黨員犧牲個人利益，乃至生命，以維護黨和人民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貪汙腐化，以權謀私等等是最卑鄙的，而大公無私，克己奉公，埋頭苦幹，是最值得尊敬的。這是共產黨人的人生價值取向，也是毛澤東一生政治人格的首要表現。
再次是毛澤東的政治人格注重人格標準和道德規範。政治人格的人生價值取向決定人格標準，道德規範。圍繞“仁”，孔孟等人提出了許多人格和道德標準，諸如“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做到“君臣有義，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中庸”之道是最高的道德，“知仁勇三者，天下之大德也”，“溫、良、恭、儉、讓”是孔子倡導的品德。這些倫理標準，都是通向“仁”的要求。
毛澤東在長期的艱苦曲折的鬥爭中，在批判繼承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政治人格標準和道德規範，並且擴展到共產黨人的政治品格。其人格規範主要有：堅持黨和人民的利益高於一切，個人利益服從黨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勇於開拓，銳意進取，在實踐中檢驗真理，發展真理；密切聯係群眾，遇事與群眾商量，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正確反遇群眾意見和要求，維護群眾的根本利益；維護黨的團結和統一，堅決反對派性，反對兩麵派行為；對黨忠誠老實，言行一致，不隱瞞自己的政治觀點；對同誌極端地熱忱，對工作極端地負責任：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勤儉節約，艱苦奮鬥：不怕困難、不怕犧牲等等。這些倫理標準、道德規範，較之儒家的“知仁勇”、“恭寬信敏惠”等切實具體，操作性強。可以說，毛澤東提出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倫理道德，集中地體現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把中華民族的倫理道德發展到“至善”的地步了。
最後、毛澤東的政治人格突出了個人思想品德修養。孔子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切皆以修身為本。”所謂修身，“在正其心”，使自己的心正不邪，特別是各級執政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要以身作則，起模範作用。儒家不僅指出了自我修養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一係列修養要求和修身方法，如“見利思義”，“見危授命”、“見賢思齊”、“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等思想品德修養要求、方法。曾子提出，“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辦事是否盡力，與朋友交往是否守信，在教師長輩麵前是否虛心學習，稱為“三省”，在獨處幽境無人監視的環境裏，也要使自己的行為一絲不苟，重視人的自覺性、主觀能動性。孟子還主張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在困難環境中有意識地去經受鍛煉。在自我修養過程中，要對自己的信仰抱有堅定不移的誠意，“至誠如神”，“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在修養過程中，還須知錯能改，“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按此修身養性，自成“聖人”。孔子在總結他修養經曆時說：“吾十有五而誌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經過數十年的修身，自己的本領達到了隨心所欲，又不超過規矩的境地。儒家這套自我修養經，包含了許多有價值的東西，為曆代有誌者所借鑒，特別是講求民族氣節，自強不息的修身功夫，為曆代民族英雄所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