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點解析】
毛澤東是倡導推崇創建大業的曆史人物的，如秦始皇、曹操、範仲淹、曾國藩等。他推崇秦始皇，主要著眼於其對中華民族統一大業中的偉大貢獻；推崇曹操，主要在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和文學修養諸方麵；而推崇曾國藩，主要是因為曾氏以一介書生，危難之際舉兵桑梓，率三湘子弟轉戰半個中國，卒成“伺洽中興”之名將，平生著述甚豐，繼承程朱道學，既會辦事，又善於傳教，達到了所謂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境界。所以，毛澤東青年時代與朋友議論袁世凱，孫中山、康有為、曾國藩等，得出的結論是：“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曾國藩）”。宋代大將北宋大臣韓琦與範仲淹並稱，清代大將曾國藩與左宗棠並稱，而在毛澤東看來，韓、左不過是辦事之人，範、曾則是辦事兼傳教之人。由於受過儒家教義的熏陶和深厚的傳統文化影響，青年毛澤東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像曾國藩這樣人物的“立誌、修身、事功”的理學精神。而洪秀全則是反對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當時中國人的心理，曾國藩就是抓住了這一點，將其擊敗的。直到晚年，毛澤東還說：“曾國藩是地主階級中很厲害的人物。”
儒家倡導所謂內聖外王之道。毛澤東理想中的曆史風流人物，不是那種雖有大功大名但卻欠於品德的豪傑或帝王，而是德業俱全，萬世師表的聖賢。帝王，大多數還是“辦事之人”，隻有功業，沒有主義，聖賢屬於“傳教之入”，“為萬世開太平”是傳教人的理想，但傳教之人成就功業者又極少，也就是說隻辦事不傳教，其事難以持久，隻傳教不辦事，其教難以廣遠。毛澤東最理想的事業，是二者兼而有之，即辦事兼傳教。少年毛澤東在《講堂錄》中，用王船山和楊昌濟的兩句詩表達了自己事業的價值取向。王船山說：“有豪傑而不聖賢者，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楊昌濟的詩句是：“帝王一代帝王，聖賢百代帝王。帝王的本領無論有多大，也隻能建功立業於當代，死後難保江山易主；聖賢則可以依靠其精神主宰千秋萬代，死後自然是萬世師表。”毛澤東後來說“馬克思要與秦始皇結合起來”，與他的這種理想也有關。
但與當時有所不同的是毛澤東並未停留在這個水平上。在後來的革命鬥爭中，他更多的是對曾國藩這樣的曆史人物采取政治上的批判態度，但對他的學識和才幹仍是肯定的。這更反映了毛澤東的事業價值取向。這種君師合一、德業俱全的人生理想，支配毛澤東一生。早年，他針對中國人“思想太舊，道德太壞”的積習，提出“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人手，改造哲學、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後來，他認識到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武裝奪取政權問題，有了政權便有了一切；沒有政權，縱有大氣量，好主義，仍然推廣不開。於是，他上山結交“綠林好漢”組織武裝起義，建立和發展人民軍隊，一步步奪取全國政權，並在奪取政權的實踐中創造了一整套中國式的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並用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人。這樣，他就成了既有大氣量的聖賢，又是建立大功業的豪傑。而在他的心底，做教師是一大宿願，直到晚年，還設想著有一天去做大學教授。“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曾在毛澤東的名字前加上四個定語，毛澤東對其中三個不感興趣，唯獨“偉大的導師”除外，確實，“導師”一詞，最恰當地表達了他的曆史角色。
在浩瀚的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精神中，“民族憂患意識”是中國千百年來決定仁人誌士、愛國知識分子心中深沉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的優良傳統之一。中國知識分子自古常以憂患的形式來傾吐自己的愛國之情。《周易·係辭下》雲：“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一部《易經》就是因為憂患而作，就是為了抒發作者的憂患之情。孔子生活的時代，是中國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的時代，伴隨著新1日製度的更替而出現的諸多社會問題、諸多邪惡現象，不能不使當時的有識之士憂心忡忡。麵對禮樂崩壞、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社會，孔子擔心“道之不行”和“道之不傳”，進而將這種憂患意識上升為解救社會苦難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孔子說，君子憂道不憂貧。他的學生也認為：“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後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注跡遠乎？”孔子推崇“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的境界，表現了深沉的曆史責任感。孟子目睹生靈塗炭、道德淪喪、人性泯滅、邪說泛濫的現實，深感傳統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規範與社會實際的嚴峻衝突，於是，他自然生發一種“憂以天下”、“憂民之憂”的憂患意識，並想憑著“大丈夫”的果敢、勇毅去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孟子曾說：“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已饑之也。”“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俗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這正是孟子所謂“士大夫”人格所具有的憂患情懷的曆史使命感的集中體現。
不僅儒家如此，墨家學派也憂世風日下，患民生多難。墨家厭惡當時的社會動亂，同情人民的遭遇，認為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主張統治者“節用”、“非樂”，減少一切不必要的開支，以消除“民之三患”，達到“萬民和，國家富，財用足，百姓皆得暖衣飽食，便寧無憂”的目標。道家、法家也以不同的方式表達了對現實政治的關心和憂慮。
楚國的政治腐敗和國家的衰亡，就引出了屈原這樣影響深遠的愛國詩人。麵對秦將並楚的局麵，他力主改革楚國弊政，自強抗秦。後來，他遭讒言而被流放，仍時時為國擔憂，“長歎息兮以掩涕，哀民生之多艱”。北宋時期的範仲淹，眼見國勢日益衰敗，不禁憂心如焚，痛心疾首，他登臨嶽陽樓，麵對祖國一片大好河山，抒發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拳拳之心。宋代理學家張載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明代史學家顧炎武在大明王朝倒塌，家園破碎之時，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凡此都表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傳統。許多愛國詩句，如李白的“中夜四五歎，常為大國憂”杜甫的“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陸遊的“位卑未敢忘憂國”等，也直接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憂患情懷。
近代知識分子的憂患意識比以往任何時代的知識分子更為強烈、深刻、持久，這種憂患意識決定了中國近代愛國救亡運動的取向。尋找救亡圖存的方案，探索救國救民的途徑，就成為近代知識分子憂患意識的核心內容。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首的資產階級維新黨人所進行的戊戌變法，孫中山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辛亥革命，都屬於變革社會的曆史探索。偉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說：“中國土地人口，為各國所不及，吾儕生在中國實為幸福。各國賢豪，欲得如中國之舞台者利用之而不可得。吾儕既據此大舞台，而反謂無所藉手，蹉跎歲月，寸功不展……豈非可羞之極者乎？”“惟願諸君將振興中國之責任，置之於自身之肩上。”正是這種強烈的憂患意識和曆史責任感，推動著近代愛國知識分子作出符合時代需要和人民利益的選擇。同治時期的“中興名臣”曾國藩就是一位以軍功起家的一介書生。他很看重封建傳統的仁義道德，孔孟之道，並以這種辦法撲滅了提倡天主教的洪秀全起義軍。他很會迎合中國人的心理，在其思想意識領域裏孔教之道一直是根深蒂固的。
憂患意識對於不同的時代，盡管有其不同的內容，但是，作為一個民族的傳統，卻一代一代地繼承下來並凝聚為一種社會人格。正是在這種深沉的憂患意識和曆史責任感的熏陶與鼓舞下，孕育了毛澤東一生人格中的憂患意識和自強精神。
毛澤東從小就喜歡閱讀一些宣傳新思想的書籍，深為祖國的未來擔憂，尤其是《列強瓜分之危險》這本書，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直至20多年之後，他還清楚地記得此書開頭的第一句話：“嗚呼，中國其將亡矣。”這些書中記述的帝國主義欺淩中國的大量史實和愛國誌士救亡圖存的強烈呼聲，使少年毛澤東滋生了一種憂患意識。在一師讀書時，他就常引用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信條，堅持“以天下為己任”在和同學通信時，以成為國家的“棟梁之材”相互勉勵。他向學友常講的不是要追求眼前利祿，升官發財，而是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在他的日記、讀書筆記、通信以及與老師們的談論中都有反映。1919年，他在自己主辦的《湘江評論》上指出：“國家是我們的國家，社會是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表現了毛澤東高度的社會責任感。他認為，要實現改造中國與世界的目的，就應有“從事於根本改造之計劃和組織，確立一個改造的基礎，如蔡和森所主張的共產黨。”
從青年時代起，毛澤東的憂患意識就具有了特定的指向，即指向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
20世紀初，中國社會劇烈動蕩，國家與民族處於危亡之秋。基於對現實的深切體驗，青年毛澤東深為國家、民族的現狀及未來擔憂，其憂國憂民之情具體表現在多個方麵：
一是憂國家的政治腐敗。1920年6月，毛澤東以“湖南改造促成會”的名義在寫給老同盟會員、上海報人曾顏的一封回信中指出：“中國四千年來之政治，皆空架子，大規模，大辦法，結果外強中幹，上實下虛，上冠冕堂皇，下無聊腐敗。民國成立以來，名士偉人，大鬧其憲法、國會、總統製、內閣製，結果會愈鬧愈糟。”同年9月，毛澤東在討論“湖南建設問題”時又說：中國“十八省亂七八糟，造成三個政府，三個國會，二十個以上督軍王、巡按使王、總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殺奸而死，財產蕩空，外債如麻。號稱共和民國，沒有幾個懂得‘甚麼是共和’的國民，四萬萬人至少有三萬萬九千萬不曉得寫信看報。全國沒有一條自主的鐵路。不能辦郵政，不能駕‘洋船’，不能經營食鹽。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廣東福建浙江湖北一類的省，通通變成被征服省，屢遭他人的馬蹄，受害無極。”
二是憂國家的主權與獨立。青年毛澤東對外國的侵略極為憤懣，把“二十一條”看成是“民國奇恥”，並告誡時人“日人誠我國勁敵”。他對中國竟以“縱橫萬裏而屈於三島，民數四萬萬而對此三千萬者為之奴，滿蒙去而北邊動，胡馬侵人中原，況山東已失。開濟之路已為攫去，則入河南矣”的嚴重局勢十分不安，他預計“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但遺憾的是“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他認為：“吾儕無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勵以待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