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義”不僅僅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古人非常重視的一種道德修養和人格境界。“義”是指道義，即行為是正義的或符合道德規範的。“義”與“仁”的關係甚為密切，所以“仁義”二字經常並稱連用。從某種意義上說，“仁”是“義”的內隱，“義”則是“仁”的外顯。
早在夏朝，統治者就有所謂“夙夜惟寅，直哉惟清”的廉政思想。西周在選拔官吏時，特別強調道德品行，以“六德”（即知、仁、聖、義、中、和）與“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作為選拔官吏的標準。由於司法官是社會公正的最後一道防線，所以西周在選拔司法官時更是強調必須遵循“有德惟刑”的標準，即司法官既要道德高尚，又要知刑懂法。
春秋戰國時期，任用官吏時更加重視能力與德行。管仲把禮、義、廉、恥視為國之四維。
秦朝是我國曆史上典型的以法家學說為統治思想的王朝，在國家治理上反對“禮治”，“獨任法治”。但即便如此，秦朝在職官管理製度中仍十分注重官吏的道德素質。
到了漢代，禮義道德教化也被置於治國的首位，對官吏的道德素養也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漢朝選官的主要途徑是察舉製，其法定的主要標準為“四科取士”和“光祿四行”。
“四科取士”為：“一曰德行高妙，誌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四曰剛毅多略……皆有孝悌廉公之行”。“光祿四行”為“質樸、敦厚、遜讓、節儉”。由此不難看出，漢朝選官是按照德、才、能的順序進行考察的，德被置於首位。
三國時，盡管在選官標準上過於重門閥家世，但對才德亦有具體要求。明確規定：“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盡禮，三曰友於兄弟，四曰潔身勞謙，五曰信義可複，六曰學以為己。”
唐朝統治者在“德禮為政教之本”思想的指導下，更加強調德禮在治國中的作用。唐朝實行科舉選官製度，科舉考試及第者還須經吏部的考試，合格者才被授予官職。
吏部考試主要從體貌、言詞、楷法和文理等四方麵進行，若“四事皆可取，則先以德行，德行均以才，才均以勞”（《通典？選舉》）。
唐朝對官吏考績的法定標準為“四善二十七最”，所謂“四善”專指品德 “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主要是根據不同部門的職責規定的具體標準，其中第三條是“揚清激濁、褒貶必當，為考校之最”（《唐六典？尚書吏部》）。從唐玄宗時製定的監察法規——《六察法》的內容來看，六察中的第一察便是“察官人善惡”。由此可見，唐朝對職官的選任、考核和監察，都把道德品行放在首位。
唐以後的宋、元、明、清各朝在職官管理製度方麵與唐有諸多相同或相似之處，如宋代的《守令四善四最》和金代的《四善十七最》在官吏考課方麵，對“四善”的要求與唐代是完全一致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這位以重典治國治官著稱的明代開國君主，也認為“禮樂者治本之膏梁”，在察舉賢才時，“以德行為本，而文藝次之。”
由於儒家倫理觀在中國古代社會始終居於支配地位，因而仁義道德教化在治國理政中的作用也就被無限拔高了。其主旨無不在強調仁義道德教化在綜合治理中的主導地位。統治者意圖通過突出道德教化來喚醒官員的良知和責任感，從而遠惡近善，不去違法，達到防患於未然的目的。時至今日其中有些東西仍不失其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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嗟來之食
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互相征戰，老百姓不得太平，如果再加上天災，老百姓就沒法活了。這一年，齊國大旱，一連三個月沒下雨，田地幹裂，莊稼全死了，窮人吃完了樹葉吃樹皮，吃完了草苗吃草根，眼看著一個個都要被餓死了。可是富人家裏的糧倉堆得滿滿的，他們照舊吃香的喝辣的。
有一個富人名叫黔敖，看著窮人一個個餓得東倒西歪，他反而幸災樂禍。他拿出點糧食給災民們吃，卻又擺出一副救世主的架子，他把做好的窩窩頭擺在路邊。每當過來一個饑民，黔敖便丟過去一個窩窩頭，並且傲慢地叫著：“叫花子，給你吃吧！”有時候，過來一群人，黔敖便丟出去好幾個窩頭讓饑民們互相爭搶，黔敖在一旁嘲笑地看著他們。
這時，有一個瘦骨嶙峋的饑民走過來，隻見他滿頭亂蓬蓬的頭發，衣衫襤褸，將一雙破爛不堪的鞋子用草繩綁在腳上，他一邊用破舊的衣袖遮住麵孔，一邊搖搖晃晃地邁著步，由於幾天沒吃東西了，他已經支撐不住自己的身體，走起路來有些東倒西歪了。
黔敖看見這個饑民的模樣，便特意拿了兩個窩窩頭，還盛了一碗湯，對著這個饑民大聲吆喝著：“喂，過來吃！”饑民像沒聽見似的，沒有理他。黔傲又叫道：“嗟，聽到沒有？給你吃的！”隻見那饑民突然精神振作起來，瞪大雙眼看著黔敖說：“收起你的東西吧，我寧願餓死也不願吃這樣的嗟來之食！”
黔敖萬萬沒料到，餓得這樣搖搖晃晃的饑民竟還保持著自己的人格尊嚴，頓時滿麵羞慚，一時說不出話來。
為國為民 先憂後樂
在宋朝時候，宰相範仲淹，他小的時候遇到一個算命先生，就走過去跟這位先生說：你可不可以幫我看看，我能不能當宰相？算命先生聽了很驚訝，這個孩子小小年紀，口氣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