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7日，湖南《大公報》連載毛澤東文章《湖南受中國之累以曆史及現狀證明之》。內稱：“自有中國，就有湖南。湖南在古為蠻地，在周為楚國，在漢為長沙國，唐為節度使地，宋為荊湖南道，至元建為行省，明清仍之，迄今不變。莽莽四千年，人類總是進化的，而湖南進化的地方在哪裏？春秋時，荊楚崛興，幾欲和中原大國挈長較短。其時則上無中央政府，諸國並立，各國遂其發展。雖迷於競爭侵略，用事者野心英雄的君臣而無與於小百姓，然聲光赫耀，得發展一部分之特性，較之奴隸於專製黑暗的總組織者，勝得多多。不過所謂荊楚，其中心不在湖南而在湖北。瀟湘片土，對於江漢，猶是卑職之於上司。所以湖南在當時之中國，仍算不得什麼。長沙國，以小弱見全，可憐的國，非自立自治的國。節度使地，荊湖南道，一言蔽之，被治的奴隸耳。五代曾為馬殷割據，陋懦殊不足道。至於行省，乃皇帝行巡宮府，舉湖南而為一王之奴隸。元明曆清，長夜漫漫，所得的隻是至痛極慘。由此以觀，四千年曆史中，湖南人未嚐伸過腰，吐過氣。湖南的曆史，隻是黑暗的曆史。湖南的文明，隻是灰色的文明。這是四千年來湖南受中國之累，不能遂其自然發展的結果。”
[附注]“長沙國，以小弱見全”，西漢初，封番君吳芮為長沙王，後誅異姓諸王，唯長沙國小，且居荒僻之地，而未廢。
9月27日，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發表文章《釋疑》。他指出：“現在有一些人心裏懷了一種不應該疑的‘疑’，說，‘湖南自治問題太大，中間條理太繁，像我這樣老不懂政治法律的人，實在怕開得口。但我心中總覺得這件事情很重要，不過我沒有學政治和法律，我總有一點怕開得口！’這還是認政治是一個特殊階級的事，還是認政治是腦子頭裝了政治學法律學身上穿了長褂子一類人的專門職業，這大錯而特錯了。春秋時候，子產治鄭，鄭人遊於鄉校以議執政，這些鄭人，都是學過政治法律的嗎？”
[附注]子產。即公孫僑（？—前522），春秋鄭國正卿。公元前543年執政，改革田製，發布法律條文，保障公私合法利益。
1922年
5月1日，毛澤東在湖南《大公報》發表《更宜注意的問題》，提出必須注意勞工。他說：“這些問題有一日自然會引起大家的注意‘殷鑒不遠’，俄羅斯的資本階級、貴族階級就是個榜樣，他們現在是已經悔之不及了！”
[附注]“殷鑒不遠”，見《詩經·大雅·蕩》：“殷鑒不遠，在夏後之世。”
1925年
毛澤東寫詞《沁園春·長沙》：“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遊。憶往者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附注]“揮斥方道”，見《莊子·田子方》：“揮斥八極。”
1926年
5月15日，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正式開課。
毛澤東在講授《農村教育》這一課程時，分析了農村教育的階級屬性。據學生馮文江聽課筆記記錄，毛澤東說：“地主的文化完全是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乃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毛澤東又說：“什麼是封建？就是古來三代以上以下的時代，為君的封某一臣至某處，這地方的人民，土地糧稅，都歸他管著。所謂牧民政策，古有采邑之製。他若死了，他的大子就承襲著，於是孫而子、子而孫的相傳下去。時間久了。恐人民起來造反，遂施以教育。但是人民有了知識，就更容易造反了。於是設法施以忠孝的教育，使人民知所尊從如事父如君是也。君賜臣死，臣不敢不死，一臣不事二君，烈女不嫁二夫等等，家庭製鉗製人民自由數千年之久，使個性發展，絲毫無有，殊可惜也。又有尊卑思想：如天尊地卑，父尊子卑，君尊臣卑等等。”毛澤東在講課又分析說：“孔子之道與農民間文化關係：孔子生在封建社會中，所以他的思想，因環境的壓迫，也成了封建思想了。他的道所以能久行不衰，並見重於各代帝王者，因為他所講的都是尊君卑臣，有利君王的道理，於是各代帝王重視不歇。”
10年後，即1937年10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陝北公學魯迅逝世周年紀念大會上發表講話。他說：“孔夫子是封建社會的聖人，魯迅則是現代中國的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