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注]《老子》，春秋末期思想家老聃的著作。又名《道德經》、《南華經》。老聃，姓李名耳，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東）人，任周柱下史，晚年居沛（江蘇沛縣），躬耕授徒，後入關中。
8月23日，毛澤東自長沙寫信給在北京的黎錦熙，就大本大源探討說：“聖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聖人複起，不易吾言’。孔孟對答弟子之問，曾不能難，愚者或震之為神奇，不知並無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執此以對付百紛，駕馭動靜，舉不能逃，而何謬巧哉！”
在談到君子應救小人時，毛澤東說：“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體也。吾等獨去，則被將益即於沉淪，自宜為一援手，開其智而蓄其德，與之共躋於聖域。彼時天下皆為聖賢，而無凡愚，可盡毀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氣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義，故立太平世為鵠，而不廢據亂、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鵠也。立德、立功、立言以盡力於欺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人小人也。”
毛澤東信中還提到自辦學校，他說辦學有三憂，其中最憂是財，“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書，闕少一分收入，又須費用，增加一分支出，三者唯此為難，然擬學顏子之簞瓢與範公之畫竹，冀可勉強支持也。”
1918年
毛澤東因足疾，在北京同仁醫院醫治，在床上躺了一個月，看了全部《資治通鑒》，且加批注。
1919年
7月21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臨時增刊第一號上發表了《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文章寫道：“那時候的思想，是以孔子為中心的思想。那時候於政治上有排滿的運動，有要求代議政治的運動。於學術上有廢除科舉、興辦學校，采取科學的運動。卻於孔老爹，仍不敢說出半個‘非’字。甚且盛倡其‘學問要新道德要舊’的謬說，‘道德要舊，就是‘道德要從孔子’的變語。”文章又指出：“學術的研究，最忌演繹式的獨斷態度。中國什麼‘師嚴而後道尊’，‘師說’，‘道統’，‘宗派’，都是害了‘獨斷態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強權，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鬱鬱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
[附注]“師嚴而後道尊”，見《禮記·學記》：“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宋朝歐陽修《答祖擇之書》：“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
11月25日，湖南《大公報》發表毛澤東寫的文章《戀愛問題——少年人與老年人》。毛澤東在文章中指出：“《禮記》上說：‘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子不得宜其妻。’便是丟脫兒媳的戀愛問題，專以媳婦幹奴隸工作的鐵證。”
[附注]“子甚宜其妻”，見《禮記·內則》：“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
1920年
3月14日，毛澤東在北京寫信給周世釗，在信的一開頭寫道：“接張君文亮的信，驚悉兄的母親病故！這是人生一個痛苦之關。像吾等長日在外未能略盡奉養之力的人，尤其發生‘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之痛！這一點我和你的境遇。算是一個樣的！”接著，毛澤東詳細敘述了他暫時不想出國，而想留在國內研究各種學問的好處。其中，他寫道：“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占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製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
[附注]“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見《詩經·小雅·蓼莪》。
4月11日，毛澤東離京去上海，途中遊覽天津、泰山、曲阜、南京等地。毛澤東1936年回憶此事時說：“在前往南京途中，我在曲阜下車，去看了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條小溪，看到了聖人幼年所住的小鎮。在曆史性的孔廟附近那棵有名的樹，相傳是孔子栽種的，我也看到了。我還在孔子的一個有名弟子顏回住過的河邊停留了一下，並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在這次旅行中，我登了山東的神嶽泰山，馮玉祥將軍曾在這裏隱居，並且寫了些愛國的對聯。”
[附注]毛澤東同斯諾談話時，回憶這次旅行是在1919年初，年代久遠誤記。據有材料說，他是1919年3月12日離開北京，14日即抵達上海，似乎沒有時間中途下車作這次參觀，遊覽。而1920年則是4月11日離京，5月5日方抵滬，時間尚很寬裕。
9月1日，《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10月23日刊登了北京大學學生鄧康（鄧中夏）借登的、由毛澤東於本日擬就的《問題研究會章程》，章程第二條是他所提出的“本會研究之問題”，共71個，其中第四個是“孔子問題”。在第五條中，還提出“無須實地調查，及一時不能實地調查者，則從書冊、雜誌、新聞紙三項著手研究”，此項列舉了孔子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