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襄公（？～前637），春秋宋國國君，齊桓公死後，曾為齊國平內亂，立新君，由此企圖代霸，在會盟中為楚欺，被誘俘。釋放回，與楚在泓水（河南柘城東北）決戰，以先禮後兵，屢失戰機，在潰敗中受傷，因辱而死。東漢以來史書，將他列為春秋“五霸”之一。
有一次，他從同學那裏借來一本《世界英雄豪傑傳》。書中記述了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一些英雄人物。毛澤東立即為書中人物所吸引，特別是讀到華盛頓、林肯、拿破侖、彼得大帝、迦德鄰女皇、盧梭、孟德斯鳩等人的傳記時，他情不自禁地在書上濃圈密點，表示讚賞。還書時，他對蕭子瞕（蕭三）發表了自己的讀後感：“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物。我們應該講求富國強兵之道，才不致蹈安南、高麗、印度的覆轍。你知道，中國有句古話：‘前車之覆，後車之鑒。’而我們每個國民都應該努力。顧炎武說得好：‘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附注]“前車之覆，後車之鑒”，見《大戴禮記·保傅》引諺語“前車覆，後車誡。”
毛澤東1936年與斯諾談話時回憶說：“我還記得就在這個時候我第一次聽說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後都已死去——雖然新皇帝宣統（溥儀）已經登基兩年了。說實在的，當時我還不是一個反對帝製的人；認為皇帝和大多數官吏都是誠實、善良和聰明的人。他們僅僅需要康有為幫助他們進行變革罷了。關於中國古代帝王堯、舜、秦皇、漢武的記載使我著迷，我讀了許多有關他們的書。”
[附注]堯，古史傳說的陶唐氏首領，稱唐堯，原居冀方（河北唐縣），後遷平陽（山西臨汾）。讓位於虞舜。為曆代封建王朝和史家譽為禪讓的賢君模式。
舜，古史傳說的有虞氏首領。姚姓，字重華。主要活動區在虞（河北虞城），故稱虞舜。後禪讓於夏禹。他和唐堯，同為曆代封建王朝和史家譽為樣讓的賢君模式。
秦皇，即秦始皇（前259～前210），秦王朝建立者（前246～前210在位）。中國第一個皇帝。
漢武，西漢皇帝，即漢武帝劉徹（前156～前87）。是古中國很有作為的一個皇帝。
1912年
毛澤東考取了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後改名省立第一中學）。校長符定一認定毛澤東定成大器，必須好好栽培。他當即授以《資治通鑒》供毛澤東閱讀。毛澤東如獲至寶，自此以後天天閱讀此書，許多章節背得滾瓜爛熟，以至到老不忘。
[附注]《資治通鑒》，宋朝司馬光等撰，291卷，記述自周或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至後周世宗顯德六年（959年）間1362年曆史，是編年體通史。
毛澤東1936年同斯諾談話時回憶說：“我的下一個求學經曆是在省立第一中學。我花了一塊錢報名，參加了入學考試，發榜時名列第一。這是一所很大的學校，有許多學生，畢業生更是難以計數。這裏的一位國文教員對我幫助很大，我的文學愛好引起了他對我的注意。這位教員借給我一部《禦批通鑒輯覽》，裏麵有乾隆皇帝的諭旨和禦批。”
[附注]《禦批通鑒輯覽》，清朝乾隆年間官修，共116卷。采用《綱目》和《通鑒》的體例，扼要敘述黃帝至明末的史事，由清朝乾隆帝核定，並加以論斷。
6月，毛澤東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讀書期間，寫有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論》，讚揚商鞅變法，並發表議論。全文如下：
吾讀史到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歎吾國國民之愚也，而歎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歎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於淪亡之慘也。謂予不信，請罄其說。
法令者，代謀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維持之，務使達到完善之目的而止。政府國民互相倚係，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則不惟無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懼，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雖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與秦民適成此比例之反對，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試一披吾國四千餘年之紀載，而求其利國福民偉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當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戰事正殷，舉國疲勞，不堪言狀。於是而欲戰勝諸國，統一中原，不綦難哉？於是而變法之令出，其法懲奸宄以保人民之權利，務耕織以增進國民之富力，尚軍功以樹國威，孥貧怠以絕消耗。此誠我國從來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憚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於是知執政者之具費苦心也，吾於是知吾國國民之愚也，吾於是知數千年來民智黑暗國幾蹈於淪亡之慘境有由來也。
雖然，非常之原，黎民懼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東西各文明國民聞之，當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譏矣。嗚呼！吾欲無言。
毛澤東的國文教員閱此文後有多處評語。並批給同學“傳觀”。這些評語是：“實切社會立論，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報筆，而義法亦駸駸入古”；“精理名言，故未曾有”；“逆折而入，筆力挺拔”；“曆觀生作，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力能扛鼎”；“積理宏富”。文末還有總評：“有法律知識，具哲理思想，借題發揮，純以唱歎之筆出之，是為壓題法，至推論商君之法為從來未有之大政策，言之鑿鑿，絕無浮煙漲墨繞其筆端，是有功於社會文字。”落款為“滌盦六月廿八號”。
[附注]“商鞅徙木立信”，見《史記·商君列傳》：“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複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1913年
毛澤東當時每天寫日記，讀報寫摘記，讀書寫筆記、作眉批，對不易找到的好書，有時整本地抄下，如楊昌濟翻譯的日人《西洋倫理學史》，他就借來，一字不漏地把全文抄了下來。他做的各種讀書筆記、讀報摘記等是很多的，積有一大網籃，存在湘潭韶山家中。馬日事變之後，他的族人為防反動派迫害，將他的全部書籍文物連同這些筆記搬到後山燒了。他的幼年塾師從灰燼中救出一本筆記和課本兩冊，珍藏到解放以後。
筆記用的是九行直線本，共47頁（94麵），1萬餘言。前麵11頁是手抄的《離騷》和《九歌》，在《離騷》正文的上麵批有各節提要；後麵36頁冠名“講堂錄”，主要是“修身”和“國文”的筆記，當是1913年至1914年聽楊昌濟先生講課時所記。
《離騷》和《九歌》係全文抄錄，一絲不苟，可見愛好之深。《講堂錄》所記範圍很廣，在學術文章方麵，凡先秦哲學、楚辭、漢賦、史記、漢書、唐宋古文、宋明理學、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和文章家等，都曾涉及。
[附注]據《毛澤東早期文稿》編輯組考證，毛澤東的這本筆記中的《講堂錄》是1913年10月至12月他在第四師範學校讀預科時所錄，本篇前麵部分主要是修身和國文的課堂記錄（當時預科修身課教員是楊昌濟，國文課教員是袁仲謙）。本篇後麵部分主要是毛澤東閱讀韓愈文章的筆記。《講堂錄》涉及幾十位中外著名學者文化科學家和政治家，其中先秦人物就有孔丘、孟軻、左丘明、孫武。
《離騷》，戰國末期楚國屈原的代表作，也是楚辭中最重要的一篇。全篇以作者與楚國沒落勢力問的激烈鬥爭和衝突，突出表現他的進步思想、政治熱情、貞潔的情操和頑強的鬥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