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辨別與全球化相伴出現的世界文化思潮
全球化不僅帶來民族文化發展的機遇，同時提出許多挑戰。隨著全球化浪潮出現的一些思潮，已經在影響人們的判斷，可以說，今天“全球主義意識形態”所持的“發展”觀念，比冷戰時代盛行的“現代化意識形態”更狹隘和教條化。
首先，出現了一種認為全球化將使世界文化同質化的觀點。其實，在全球化中所出現的，並不是一個愈來愈完全同構型的世界，而是一個更顯示文化“差異性”與“多元性”的世界。事實表明，隻有在一定程度的全球化中，才會出現“他者”的聲音。並且，隨著這一進程，會激起一種反應，即重新去發現特殊性、地方性與差異性，從而產生對西方現代性限製的反省，特別是對西方現代性的普世主義的質疑。然而，現實中又出現了另一思潮，即文明或文化衝突論。這種思潮認為，一個完全全球化的經濟並不一定會帶來一個源於西方模式的、全然同質的全球文化，其他文化方向同樣可能與現代經濟的理性化兼容；同時它又宣稱這種不同質的文化的各自發展可能會導致文化“民族主義”並觸發嚴峻的國際衝突。這種思潮還認為，冷戰後的世界將進入人們各自確認“乃我族類”的同一性---在文化、宗教、曆史等方麵尋根的時代，因而，也是一個共有某種文化或價值的人群互相對峙的時代。其實，這類衝突論是一種文化心理虛弱在政治上的表現，它不僅僅是文化問題，更是國家政治問題。
其次，在全球主義意識形態裏，未來的全球文化將是全球經濟的“副產品”，認為在信息時代，傳媒將自行決定它所傳遞的文化訊息。而且，在全球主義意識形態中，“政治民主”也往往被視為無止境的科技經濟增長的必然副產品。這實際上仍然抱著19世紀中關於人類命運是一種直線的決定論式或演化式過程的認識，它假設文化進步的原動力完全在於經濟增長，完全忽略了文化發展的延續性和相對獨立性。政治民主作為理念和製度發展，雖然在18世紀西方自由憲政民主思想中才發達起來，其曆史根源卻在古代。況且，西方政治民主概念和遊戲規則係統本身，也不能消滅一切人際和團體之間深刻和互相對立的差異，並不能提供完全的個人自由，保證社會和諧，或者解決人類存在意義的問題。
第三，在全球主義意識形態中，設定了某些一元化的基本規範結構：西方國家的民主與人權實踐範式成為檢驗各國國內政治秩序正當性的惟一準繩（但民主原則被排除適用於檢驗國際政治秩序的正當性）；維護私有財產權、鼓勵自由競爭與尊重市場運作機製同時成為國內與國際經濟秩序建構的金科玉律；以個人自主、自我管理與自我負責的原則作為組織社會生活的基本前提被塑造成為一種“自然秩序”；由代議民主、市場經濟與市民社會構成的三位一體結構被視為曆史演進的必然終點，也是評估所有發展中國家社會發展進步與落後的準繩；以股東利益至上的英美式資本主義被普遍接納為最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模式。這些規範裏深深蘊涵著文化的核心價值觀，社會主義不可以完全采用拿來主義的做法，需要辨別真偽，這是發展中國先進文化的必然要求，因為保持文化前進的正確方向需要社會主義的價值導向。我們必須解決如何重新讓市場製度為人類社會發展的需要而服務，而非讓市場機製反客為主。我們不能片麵化地理解全球化，而要曆史地、辯證地理解全球化的過程，更不能把文化現代化和文化全球化完全中性化、抽象化、非曆史化。
西方不斷有人宣揚資本主義文化一統天下，其實他們無視曆史，因為資本主義文化的內涵前後也並非一致，也會不斷變換模樣。以啟蒙理性和普世主義為發端特征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在經曆其近代化、現代化和後現代化過程中，其價值核心發生過不同的時代變化，個人主義、工具理性、自由信念、民主規範、法權思想等一係列內涵並非一成不變。隨著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資本主義文化的許多成分因其弊端而被淘汰、批判或修正，並一次次地因國內經濟危機、國際戰爭、殖民地革命、社會主義運動等形勢變化而陷入危機。20世紀西方出現的精神危機，就是與超越西方範圍的世界秩序的出現相關的。人類一方麵透過全球通訊、全球科技、全球市場結合在一起，另一方麵因為環境破壞、疾病、貧窮、壓迫，以及種族和領土戰爭等全球性威脅而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就連最具西方特征的法律傳統也出現危機，而且是一種信心危機---人們不再相信法律是源遠流長的古老的宗教和哲學信仰係統及其政治體製的組成部分，也就是說，西方價值觀及建立在其基礎上的法律和道德規範本來源於傳統宗教、哲學信仰及政治體製，由於不適宜於現代文明的發展要求，已經在不斷遭到洗刷和淘汰。後現代主義不但拒斥了啟蒙的普世主義觀，並且在其“差異性”的理論架構中，拋棄了不同文化的等級性。在有關後殖民主義的論述中，更是對西方向“其他”地區的“文明化使命”提出根本性的質疑。許多新興國家，基本上省略了模仿西歐式現代化那樣的過程---首先輸入西歐的理念，以自己的方式接受民主政治和人權思想，僅從西方進口產業技術，製造中產階層，實現經濟自由化等。他們不是這樣亦步亦趨，而是追求非西方的“另類現代性”和“去西方中心”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