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這種理性文化改變了個人的生活。理性化使個人的外在身份通過證件、驗證標準的製定等形式易於確定，甚至人內在的人格也是理性化的產物，個人的自我控製力、承擔社會角色、區分瘋狂與理智、進行理性化的交往等開始成為現代社會生活和禮儀文化的核心方麵。其次，理性化改變了勞動和工作。隨著資本主義的現代理性形式的加強，工人的行動變得可以預測和信賴，工人在自身的行動被理性化之後，幾乎無異於機器人。第三，理性化改變了文化歸屬權利的轉移。像音樂記譜、印刷文本等表現出來的理性化和程式化發展，推動了文化的應用範圍和消費層麵的擴展，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世紀封建和宗教權威的社會秩序，並隨著資本的擴張和更多的錢落入新興資產階級之手，改變了文化產品的經濟或物質基礎；為市場購買而生產的文化產品日益增多，傳統的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開始混同在一起，新興資產階級開始提出對文化的權力要求，先是富有的商人對文化藝術提供讚助，最後由日益強大的商人階級的代表---資本主義國家利用收稅權來投資文化和藝術創作。由於產生文化的物質權利掌握在統治者手裏，文化就被用來加強資本主義的現存秩序。第四，理性化改變了世界秩序。社會的理性化和科層製使專製主義國家得以順利產生並擴展，這種專製主義國家對權力進行壟斷並宣稱對領地有絕對的權威，通過施行“普遍”可行的法律使貿易關係理性化，以此可以預見自己的利潤。之後，占主導地位的歐洲國家利用殖民地貿易為歐洲新興產業帶來原材料、財富和投資，並形成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經濟。由於理性化使得經濟環境具有了可預測性，因此，對於那些追求技術、經濟、文化和組織的理性化的個體與群體而言，理性化已成為現代西方社會一個基本的製度特征。
理性化與工業革命最終使資本主義社會形成以大眾消費和個人主義為特征的現代文化，這種文化變遷的背景使得人們認為消費而不是節儉是一種首要的社會善舉，使傳統道德極力反對的一些特征如奢侈、驕傲、貪婪、嫉妒等成為合理的現象，“私人之惡，恰是社會之善”。與此同時，在走向現代化的過程中產生的個人主義不僅表現在個體發展的心理意義上，也表現在個人社會權利擴展的法律意義上，但私人之惡與法律理性糾葛在一起，個體的發展欲望與資本主義私有製之間的矛盾糾葛在一起。人們本來希望工業化能夠將勞動者從無休止的勞苦中解放出來，能夠使他們自由地追求生活中更高層次的享受，成為積極的有知識的公民，並培養起對藝術的興趣，以積極的心態參與到社會的文化中來。但資本競爭的殘酷現實很快使人們對資本主義社會和文化感到失望，認清了資本主義工業化向大眾提供的對自由的承諾已在現代社會中迷失了。
資本主義的弊端就連資產階級自己也感覺到，而且感覺越來越明顯，無論是在自由資本主義階段還是壟斷資本主義時代，建立在金錢拜物教基礎上的極端個人主義、貪婪、社會的隱患等，已成為資本主義難以擺脫的陰暗麵，因此在20世紀裏，西方社會激進者與保守者都將大眾文化視為粗俗和惟利是圖的文化。有來自個人針對性的激烈批評，有資本主義政府的公開檢討並采取一次次“補救”措施，更有整個文化界的否定性批判思潮，世紀末盛行的後現代主義也是現代資本主義弊端在西方社會內部激起的一種反應，它對西方社會和文化自身的現代性的限製和弊端的反省，特別是對西方普世主義價值基礎的懷疑所轉向的對文化差異性、特殊性和地方性的張揚，讓世人更清醒地認識到，在現代化全球進程中，西方社會的確已失去模仿價值，非西方的現代化運動也須有意識地與西化保持距離，增強對本土文化的承諾，從而顯示世界的發展並不是也不應是一個越來越同質化的世界，而是一個具有文化差異性和多元現代性的世界。也就是說，在客觀上西方資本主義現代性已缺少成為世界文明新秩序的普世性典範的正當性和可能性。殖民主義時代已經過去，建立在啟蒙的普世主義基礎上的西方現代性，不能再作為西方向其他地域行使文明化使命的標準，西方也不能再行使什麼文明化使命了。
同時還應當看到，盡管出現了審視資本主義社會和文化的批評理論---認為通過理性與科學來控製社會的努力僅產生了工業上的操縱和文化上的模仿；也出現有企圖拯救個人靈魂的精神分析理論---被稱為治療性文化的一種；以及解構現代文化的各種“後現代主義”理論（應該說這些理論反映出西方發達國家學者對作為社會主體---人的發展的關注越來越多），但脫離對社會進行根本性改造的單純的文化改造邏輯，還是無法為最終拯救資本主義文化危機開出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