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論在英國或美國，要讓國家采取任何真正行之有效的措施，使那些專業人才建立人口眾多的家庭，恐怕是不現實的。在這方麵的障礙是民主主義。優生學思想所依據的假定是，人是不平等的，而民主主義所倡導的卻恰恰相反。因此，在一個民主的社會裏推行優生學思想，從政治方麵來說是相當困難的。因為優生學思想認為優良人種數量很少，但它卻不肯承認低劣人種，如低能人，也屬少數之列。所以，大多數人都讚成民主主義而不讚成優生學，這使得民主主義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而優生學卻被大多數人反對。
盡管如此，每一個思考過這個問題的人都清楚，雖然目前很難確定什麼人算得上最優良人種，但在這方麵的區別是毋庸置疑的，並且不要多長時間，科學也許可以對這些區別做出判斷。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我們要求一個農夫必須使他的所有小公牛機會均等，他會有怎樣一種感覺！事實上，留做種牛的公牛，完全是根據它母親的產奶能力而精心挑選出來的。（順便提一句，由於這個物種對於科學、藝術和戰爭一無所知，因此，那傑出的成就隻屬於雌性，而雄性充其量不過是雌性貢獻的傳達者而已。）通過科學繁育，各類家畜已經有了極大改良，所以人類也可以通過類似的方法得到理想的改良。
當然，誰也無法確定我們理想中的人類究竟是什麼樣的。如果我們以強壯的體魄為目標來繁育人口，就有可能降低人類的智力；如果我們以聰慧的智力為依據來繁育人口，就有可能使人類更易受到各種疾病的侵襲；如果我們尋求產生情感的平衡，我們就有可能毀滅人類的藝術。在這方麵，我們尚未掌握必要的知識。因此，目前就在積極的優生學方麵大張旗鼓，還為時過早。但是，遺傳學和生物化學在未來100年裏，將有長足進展。所以，繁育出一種大家公認為優於現代人的人種，並不是一件難事。
當然，應用這種科學知識需要進行一場激烈的家庭變革，其激烈程度要超過前麵所提到的一切變革。如果要徹底實行科學繁育，就必須從每一代人中選出2％或3％的男性與25％左右的女性，供生育之用。在發情期，或許要有一次體檢，凡不合格者均禁止生育。父親和他的後代將沒有更多的關係，就像現在公牛和公馬與它們的後代沒有多少關係一樣。母親將成為一種專業生產孩子者，她在生活方式上將有別於其他婦女。我並不是說這種情形一定會成為現實，而且我更不是說希望它能成為現實，因為我承認這種情形非常不得人心。盡管如此，如果我們客觀地分析一下這個問題，我們將會發現，這種情形也許會產生驚人的結果。
為證實我的論點，我們不妨做一番假設：如果日本采納了這一方案，那麼，經過三代人之後，大多數日本人將會像愛迪生一樣聰明，像角鬥士一樣健壯。與此同時，如果世界上的其他民族仍處於一種自然繁育狀態，在戰爭中他們就肯定不是日本人的對手。毫無疑問，如此富有能力的日本人一定會雇用其他民族的人充當士兵，而依靠他們的科學技術來贏得他們自信非他莫屬的勝利。在這種製度下，盲目獻身國家的思想極容易灌輸到青年的頭腦中去。誰敢斷言這種情況在將來不可能發生呢？
在一些政治家和政論家中頗為流行的一種優生學，也許可以稱之為種族優生學。所謂種族優生學，就是一個種族或民族遠遠優於其他所有民族（我當然歸於此列），因此，它應當動用武力，通過犧牲劣等民族來增加它的人口優勢。其中最顯著的例子是美國的“北歐人宣傳”，這種宣傳居然贏得了移民法的認可。種族優生學本來和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的原則並行不悖，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那些最熱衷於這種優生學的人，竟然認為達爾文的學說是非法的。政治宣傳與種族優生學合為一體，這實在是不應有的現象。但是讓我們暫且不管這些，僅僅探討一下種族優生學對人類有益的一麵。
極端地來說，一種民族優於另一種民族是不可否認的。北美洲、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對於世界文化卓有貢獻，如果這些地方的居住者仍為土著民族，那麼它們斷然不會做出偉大的貢獻。就整體而言，黑人普遍不如白人，但是，對於熱帶地區的工作，黑人是不可缺少的，因此，黑人的滅絕是極為不利的（撇開人道主義問題不談）。但是，如果要在歐洲各民族中進行一番甄別，那就必須有大量的偽科學來支持這種政治偏見。此外，也看不到能夠證明黃種人在哪些方麵不如我們白種人的任何有力的依據。綜上所述，種族優生學不過是沙文主義的政治托詞而已。
朱利葉斯·沃爾夫提供了一張表格：這表格表明，在有統計數據的各主要國家中，每千人的出生率要高於死亡率。法國最低：1：3，美國：4：0，接下去依次是，瑞典：5：8，英屬的印度：5：9，瑞士：6：2，英國：6：2，德國：7：8，意大利：10：9，日本：14：6，俄國：19：5，厄瓜多爾最高：23：1。中國沒有出現在這張表格中。因為沒人知道它的具體情況。沃爾夫的結論是：西方世界將被東方世界即俄國、中國和日本所戰勝。我不打算通過自己對厄瓜多爾的信念來反駁他的論點。但我要指出，他所列舉的倫敦富人和窮人中間人口出生率的數字表明，現在後者的出生率要比前幾年前者的出生率還低。這種情形同樣也會出現於東方世界，由於東方已經開始歐化，因此，東方的出生率將不可避免地下降。一個國家在軍事方麵不會達到令人可怕的地步，除非它實現了工業化，而且工業主義將會帶來一種限製家庭成員的意識。因此，我們隻能得出這樣的結論：西方沙文主義者們所擔心的東方優勢即使真的出現，也不會造成多大的不幸。更何況目前並沒有確鑿的證據表明會出現這種情況。盡管如此，戰爭販子們還會以此為借口，要求國際權力機構同意各國增加它們的人口。
如果科學不斷進步，而國際上仍是一片混亂，在這裏，我們又會遇到人類所麵臨的危險。對於這種危險在前麵我們已經提到過兩次。科學能使我們實現我們的目的，但如果我們的目的是罪惡的，結局將會非常悲慘。如果世界仍然充滿惡意和仇恨，那麼世界越是科學化，就越可怕。因此，人類進步中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就是杜絕這種充滿故意的狂熱情緒。這種狂熱情緒的存在在相當大程度上是因為錯誤的性道德及不良的性教育的緣故。為了未來的文明，一種全新的和更美好的性道德是不可或缺的。因此，我們這個時代極為迫切的需要之一就是改變性道德。
從個人道德的觀點出發，科學化的和不迷信的性道德應當首先注重優生學。也就是說，無論對於性交的現有限製能夠開放到何種程度，一個負責任的男人或女人如果沒有極為認真地考慮過他們懷孕的可能價值，是不應當進行生育的。避孕法已使生育成為一件可以控製的事情，而不再是性交的必然結果了。根據以上幾章中所提到的一係列經濟原因，將來父親對於孩子的教育和撫養，大概不會像過去那樣重要了。因此，女人不一定必須以她們的情人或伴侶作為她們孩子的父親。將來，女人完全可能不必犧牲她們的幸福，而是根據優生學來選擇孩子的父親，並且在一般的性關係方麵能夠自由控製她們的私人情感。至於男人，他們就更容易為他們的孩子選擇理想的母親。有些人認為，性行為與社會有關僅僅是因為孩子的緣故，我同意他們的看法。持有這種觀點的人應當從上麵的前提出發，對於將來的道德得出兩方麵的結論：一方麵，不生育孩子的愛情應當是自由的；另一方麵，我們應當比現在更認真地根據道德去規定孩子的生育。當然，那種道德和迄今為止人們所認可的道德有些不同。到那時，所謂合乎道德的生育不再需要牧師的祝福或注冊人員的證書。因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這種行為會影響孩子的健康或智力。相反，我們所必須注意的是特定男女的先天和後天情況，以使他們能夠得到應當有的孩子。從優生學的角度上看，當科學能夠對於這一問題做出更為肯定的答複時，社會的道德意識就會變得更加準確。到那個時候，人們將極力尋找那些具有最佳遺傳因子的男人充當孩子父親，而其他男人，雖然他們也可以被選為情侶，但在生育方麵卻是必須遺棄的。迄今為止的婚姻製度卻使人類的天性不能容納這種計劃，因此，人們普遍認為優生學的實際可行性是極小的。但是。我們沒有理由認為人的天性將來仍會造成同樣的障礙，避孕法已經把生育和沒有孩子的性關係明確區別開來，並且將來父親與孩子的關係也不會像以往那樣密切了。如果世界在道德方麵能夠更加科學化，道德家們過去賦予婚姻的嚴肅性和高尚社會目的隻能與生育緊密相連。
雖然這種優生學的觀念起初不過是少數科學家的個人道德觀，但它很可能會逐漸推廣，直到成為法律的組成部分，例如，對於稱職的父母給予物質鼓勵，對於不稱職的父母給予經濟處罰。
毫無疑問，那種允許科學幹涉我們內心深處的個人衝動的想法是令人反對的事情。但是，這種幹涉比曆代宗教所主張的幹涉要輕微得多。科學在世界上尚屬新生事物，由於傳統思想和宗教對於大多數人的影響，科學還沒有樹立起威信。然而，科學將來一定能夠樹立起威信並且得到人們的服從，就像人們今天對於宗教的態度一樣。當然，後代的幸福遠不能成為製約普通人情感的動機，但是，如果這個動機能夠成為人們公認的道德的一部分，而且這個動機不但能得到輿論上的褒貶，還能得到經濟上的賞罰，那麼它很快就會為一切品行端正的人所接受。宗教早在史前時代就已有之，而科學最多不過400多年的曆史。但是，當科學成為一件曆史悠久的事時，它也會像宗教一樣製約人們的人生。我預見到，那些關心人類精神自由的人將會反對科學的專製。不過，既然總是要有專製，那還不如由科學來專製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