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人口問題是一個雙重問題。我們既要防止人口增長過快，又要避免人口下降。前一個危險是久已有之的，而且至今存在於許多國家，如葡萄牙、西班牙、俄國和日本。後一個危險是最近才有的，目前主要存在於西歐各國。如果美國僅僅依靠生育來實現人口的增長，那麼它也會麵臨這樣的危險。迄今為止，移民已使美國人口以令人滿意地增長，盡管在土生土長的美國人中間，出生率是相當低的。這種使人口減少的新問題，是我們傳統的思維習慣所無法接受的。道德說教與反對控製生育宣傳的法律都遇到了這一新問題的挑戰。避孕法的應用已經成了所有文明國家共同習慣的一部分，它是難以被取締的。而且，在政府和所謂要人中間，回避性方麵的問題的習慣已是根深蒂固的，我們不能希望一下子就消除這種習慣。可是，這是一種極不應有的習慣。所以我認為，我們應當希望現在這些年輕人獲得重要地位之後，能夠在這方麵做得比他們的父輩要好些。我們希望他們將來能夠坦率地承認避孕法普及的不可避免性，及其在不至於引起實際人口減少的前提下的合理性。所以，努力減少孩子對國家造成的經濟負擔，直到出生率能夠達到保持現有人口的程度，是任何一個麵臨實際人口減少的國家所應采取的適當措施。
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現有的道德準則應當做些有益的變動。在英國，女人比男人多200萬左右。這些女人受法律和習俗約束，至今無法生養孩子，這對她們當中的許多人來說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如果我們的風俗習慣能夠對未婚的母親持寬容的態度，並給她們以足夠的經濟保證，相信一定有許多現在仍獨身的女人會要孩子。嚴格的一夫一妻製是以男女數量大體平衡這一假設為依據的。如果情況並非如此，這對於那些根據數字統計而被迫獨身的人實在是一件非常殘酷的事情。既然我們認為應當提高出生率，那麼這種殘酷行為無論對社會或是對個人都是不應當有的。
隨著文明的進步，通過政府的正確法令去控製那些被前人視為自然力的力量，更成為一件可能的事情。人口的增長便是這些力量中的一種。自從基督教產生以後，人口的增長一直被盲目的本能所支配。現在，我們應趕快去控製人口的增長。但是，正如前麵所提到的國家負責養育孩子那樣的人口問題上，所采取的有益的幹涉應是國際政府的幹涉，絕不是那些彼此競爭的軍國主義的幹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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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生學
優生學是通過精確細致的方法去改良人種生理特點的一種嚐試。優生學所依據的思想是達爾文學說，優生學會的主席是查理，達爾文的兒子，這是一件非常合適的事。其實，優生學思想更為直接的先驅是極力強調人類遺傳基因的弗朗西斯·高爾頓。最近，尤其是在美國，遺傳問題已經引起派別之爭。那些美國的保守主義者們認為，一個成年人性格的形成主要取決於先天的遺傳；而那些美國的激進主義者們則斷定，一切依賴於教育，遺傳不起絲毫作用。
對於這兩種極端的論點，我是都不讚成的，而且也不能同意他們所共同認可的，並引起他們彼此對立的偏見的前提：作為同類，意大利人、南斯拉夫人以及其他類似的人，都要比那些本國出生的三K黨的美國人低劣得多，而且這種低劣的情形，似乎是一成不變的。到目前為止尚無資料表明，人的智能究竟哪一部分屬於遺傳，哪一部分取決於教育。要想科學地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把數千對剛剛出生的孿生子分離開，並用盡可能不同的方式去教育他們才行。然而，這種試驗在目前是難以實現的。我的看法是（我承認我的看法並非科學，而僅僅是根據於印象），教育的不當會使人們安於平庸。事實上，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如此，而隻有那些極具有天賦的人，才能在不同領域中做出偉大的建樹。我不相信教育能讓每一個普通的男孩成為第一流的鋼琴家；我不相信世界上最優等的學校能讓我們大家都變成愛因斯坦；我也不相信每個人都像拿破侖那樣，僅僅通過觀察他母親管教她那幾個調皮兒子學到了戰略思想。我從不懷疑，在這幾件事上是需要有天賦的，因為隻有天賦才能使教育產生它在普通人中所不能產生的奇跡。其實，一切事情上都是如此，隻是不那麼一目了然罷了。的確，還有一些顯而易見的事實可以得出同樣的結論，例如，我們可以根據頭部的形狀大概估計出一個人的智力水平，但我們卻不能把頭部的形狀視為受教育的結果。現在，我們再來討論一下與此相反的極端現象，即白癡、低能和愚笨。即使是那些強烈反對優生學的人也不否認，至少在大多數情況下白癡是屬於先天的。對於任何具有統計對稱感的人，由此可以推測出在另一方麵也存在著相應比例的智商極高的人。因此，我立刻就想到人類在先天智能方麵是各不相同的。我還想到，聰明的人要優於愚蠢的人，當然，這也許是值得懷疑的。如果我們承認了這兩點，那就等於為優生學奠定了基礎。因此，無論我們如何看待某些主張優生學的人的具體意見，我們決不能藐視優生學的整個觀點。
過去，關於優生學問題有過許多荒謬的著述。大多數主張優生學的人在他們健全的生物學基礎上加上了一些不大可靠的社會學意見。例如：道德是和收入成正比例的；貧窮的遺傳性（啊，這太普遍了！）是生物的而不是法律的現象。因此，如果我們隻讓富人生育，而不讓窮人生育，每個人都將成為富人。窮人比富人更能生育這一事實引起很多人的厭煩和抱怨。我並不認為這一事實是十分令人遺憾的，因為我看不出富人在哪些地方優於窮人。即使它真的令人遺憾，也算不上是一件遺憾得不得了的事。因為富人和窮人之間事實上僅有數年的差距。窮人的出生率正在逐步下降，而且，目前窮人的出生率已經和9年前富人的出生率不相上下了。不可否認，這種不應有的出生率懸殊是有其原因的。例如，如果政府或警察當局在學習有關控製生育的知識上設置障礙，那些知識水準在某種水平線以下的人就不能學到這方麵的知識，而與此同時，政權當局又無法阻止那些有知識的人去掌握這些知識。因此，一切反對宣傳有關避孕知識的做法，都會導致愚笨的家庭成員多於聰慧的家庭成員。雖然，我一直擔心當局的愚民政策所造成的普遍後果。然而，這可能隻是一個暫時的現象，因為不要多久，就是那些最愚昧的人也會掌握控製生育的知識，而且也會自願去做人工流產。
優生學有兩種：一種是積極的；另一種是消極的。前者的目的在於增加優良人種；後者的目的在於減少不良人種。目前看來，後者比較切合實際。誠然，這種消極的優生學已在美國的幾個州中取得長足進展，並且在英國，減少不健全的人已被列入最近將實行的政策中。不少人對這一措施不以為然，但我卻相信那種反論是不能成立的。我們大家都知道，意誌薄弱的女人易生育私生子。而且總的來說，那些私生子對社會是極大的負擔。如果禁止這種女人生育，她們一定會感到高興，因為她們懷孕並不是出於喜歡孩子的思想。當然，這也完全適用於意誌薄弱的男人。毫無疑問，在目前的製度下，這存在著很大的危險，因為當局很容易把任何不同的意見或反對當局的言論都看成是意誌薄弱的表現。顯然，這種方法的危險也許是應當有的，因為通過這種方法可以大大減少白癡、低能和意誌薄弱者的人數。
我認為，禁止生育的辦法完全適用於那些有精神缺陷的人。我無法讚同類似安達和的那種法律，因為那種法律要求禁止生育的範圍是：“有精神缺陷者、癲癇病人、習慣性犯罪分子、道德敗壞者和性反常者。”這後兩種人的概念未免太籠統了，因為在不同的社會分別有不同的定義。此外，習慣性犯罪很可能是神經錯亂所致，但至少從理論上說，這種病可以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治愈，而且不會具有遺傳性。無論是在英國或美國，有關這類問題的法律製定者們都對心理學家的著作一竅不通，因此，他們總是把許多性質完全不同的機能失調現象混為一談。而惟一的根據是，這些現象表現出類似的症狀。這就是說，他們落後於當代最新知識30年左右。它說明了如此一個事實，就是在科學尚未得出定論，而且這些定論至少在數十年內沒有異議之前，在這類問題上立法是十分危險的。如果不認識到這一點，他們就會把錯誤的主張塞進法律，以贏得官員們的歡心，結果是極大地阻礙了更好的主張的實行。我認為，精神上的缺陷是目前惟一可以成為這個範圍中的法律問題的。它可以通過官方也能認可的客觀方法得以確定。而所謂道德敗壞，隻不過是一個觀念問題。例如，在一個人看來，這個人是道德敗壞的；但在另一個人看來，這個人卻是具有先見之明的。我並不是說，就是到將來，法律也不應擴大它的範圍。我隻是說，我們目前的科學知識尚不足以實現這一目的，如果社會允許它的道德去冒充科學，就像美國各州的情形那樣，那將是非常危險的。
我現在談談積極的優生學。這種優生學具有更為有趣的可能性，盡管這種可能性屬於未來的事情。積極的優生學，其目的在於鼓勵高智商的父母養育眾多子女。目前的情形卻不盡如人意。例如，一個極為聰明的小學生也許要到他成為專家之後才結婚，而那時他的年齡已經達到30或35歲，但是和他同齡的那些智力平平的孩子卻在25歲左右就結婚了。在專業人才的階層中，子女教育費用是一個極大的負擔，因此，他們總是極嚴格地限製他們的家庭成員。他們的平均智力大概要超過大多數人，因此，這種限製是令人遺憾的。解決這一問題最簡單的方法是，向他們的子女提供免費教育直到大學畢業。這就是說，提供獎學金與其按照子女的成績，不如根據父母的造詣。這樣做有一個附帶的好處，就是免除孩子們死記硬背和過分疲勞的現象。如今，大多數極為聰慧的歐洲青年在尚未達到21歲以前，智力上和身體上就因緊張過度而受到損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