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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國家
家庭雖然具有生物上的起因，但在文明社會中，卻是法製的產物。婚姻受法律製約，而且父母對於孩子的權利也是有明確規定的。由於孩子是完全屬於母親的，如果沒有婚姻，父親就沒有權利。雖然製定法律的出發點是要維護家庭，但是，現在它卻開始逐漸幹涉父母和孩子之間的關係，並違反法律製定者的意願，愈來愈成為破壞家庭製度的主要因素之一。這樣說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不能相信那些道德敗壞的父母，能夠像社會所普遍認為的那樣去照看孩子。其實，不僅那些道德敗壞的父母，就是那些極為貧困的父母也應受到國家的製約，以保證他們的孩子免遭不幸。
在19世紀初，幹涉工廠雇傭童工的建議遭到強烈的反對，理由是，這會減少父母的責任。英國的法律雖然不像古羅馬的法律那樣，允許父母迅速而無痛苦地殺死他們的孩子，但卻允許父母用苦工般的折磨慢慢奪去孩子的生命。這一神聖的權利得到家長、雇主和經濟學家的維護。但是，社會的道德觀卻對這種抽象的空談感到反感，於是所謂的《工廠法令》被通過了。
接下去的措施更為重要，這一措施就是開始推行強製性教育。這無疑是對父母權利的一種嚴重的幹涉。在一天的大部分時間中，除了節假日，孩子們必須離開家，去學習國家認為他們必須知道的事情，而父母對於這一問題的看法卻得不到法律上的認可。通過學校，國家對於孩子生活的支配權逐漸擴大起來。國家要照看孩子的健康，即使他們的父母是不懂醫學的。如果孩子在身體上有缺陷，他們會被送到專門的學校；如果他們吃不飽，他們會得到免費食物；如果父母沒有能力替孩子購買鞋子，可以由國家負責供給；如果孩子在學校時表現出父母有虐待的跡象，父母很可能因此受到懲罰。過去，隻要孩子尚未成年，父母就有權得到孩子掙來的錢。現在，雖然孩子實際上很難保留他們自己掙來的錢，但他們有權這樣做，並且一旦情況需要他們這樣做時，就可以實現這種權利。在雇傭勞動者中，那留存給父母的幾項權利之一，是向他們的孩子傳授同一居民區中大多數父母所共有的迷信。但是，在許多國家，即使是這種權利也被從父母的手中奪走了。
無法確定國家取代父親能達到什麼程度。國家所擔負的是父親的功能，而不是母親的功能，因為國家要向孩子提供父親在經濟方麵的幫助。在上層和中層社會中，幾乎從未發生過這種情況，因此，富裕的父親要比貧窮的父親重要些，並且富裕的家庭也要比貧窮的家庭穩固些。凡是重視社會主義的地方，如在蘇聯，取消或徹底改造以前為富家子弟而製定的教育製度，被視為是一件重要而且極須解決的事情。在英國很難想像這種事情會發生。我目睹過那些英國社會黨人的領袖們，因有人建議所有的孩子都應上小學而大發雷霆的情形。他們高聲叫道：“什麼？難道讓我的孩子與貧民窟的孩子來往嗎？不行！”真是奇怪，他們竟然不知道階級之間的分歧與教育製度有著何等緊密的聯係。
目前歐洲各國的趨勢是，國家對雇傭勞動階級中父親的權力和功能的幹涉日趨嚴重，但是並沒有相應地幹涉其他階級（蘇聯除外）。結果是，在富人和窮人之間出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情形：一方麵，窮人家庭日趨衰落；另一方麵，富人家庭卻毫無改變。
我認為。對孩子的人道主義的觀念已經造成了國家的幹涉，而且還將造成越來越多的幹涉。例如，倫敦貧民區中的許多孩子，以及北方各工業城市中眾多的孩子都在遭受佝僂病的折磨，這一事實應當引起廣泛的注意。對於這種疾病，無論貧窮的父母如何努力，都是無濟於事的，因為它需要良好的飲食、新鮮的空氣和充足的陽光，而這是貧窮的父母所無力提供的。如果聽任孩子在他們年幼時受到身體上的摧殘，那不但殘酷。而且也是不經濟的。因為，如果人類更多地掌握衛生和飲食方麵的知識，孩子就不會受到不必要的傷害。的確，所有這類建議都遭到了政治上的強烈反對。倫敦各城區的富人們聯合起來，想壓住這些事情的發展勢頭。這就是說，他們在極力阻止那種減少窮人疾病和痛苦的行為。例如，在坡普勒，若當地方官員采取確實有效的措施來降低嬰兒死亡率，他們就會被投入監獄。但是，富人們的反對屢屢受挫，窮人們的健康在不斷地得到改善。因此，我們完全相信，在不遠的將來，國家在照顧雇傭勞動者的孩子方麵的作用將得到加強而不是削弱，與此同時，父親的作用也將相應地減弱。父親的生物作用是在孩子們無力自助的時候保護他們，所以，當這種作用被國家所取代時，父親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據。
因此，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我們終究會看到社會逐漸分化為兩個等級：一方麵，保存舊式家庭製度的富人；另一方麵，越來越希望國家起到過去屬於父親的經濟作用的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