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81年，作為總司令的華盛頓的屬下——曾任米夫林堡守備司令的劉易斯·尼古拉上校1782年5月致信華盛頓，建議建立君主製，認為“很有理由采納國王的稱號”。華盛頓在新堡司令部接信後立即叫來秘書，口授了一封措辭嚴厲、不留任何餘地的回信：
來信所述意見，我仔細閱讀，不勝駭異。你所說的軍隊裏有的那種思想，使我痛苦非常，自從作戰以來，沒有一件事令我這樣受創的。我不得不表示深惡痛絕，斥之為大逆不道。目前我暫守秘密，如再有妄論，定予揭發。
我過去所為，究竟何事使人誤會，以為我會做出對國家禍害最烈之事，誠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我尚有自知之明，對於你所建議之事，誰也沒有我這樣感到厭惡。
為表明心跡起見，我必須補充一句，我誠心希望軍隊充分受人敬愛，超乎任何一人。而且就我的能力與影響而論，亦必竭盡所能，使軍隊受人敬愛。是以如果你仍以國家為念，為自己、為後代，或者仍然尊敬我，則務請排除這一類謬念，勿再任其流傳，有厚望焉。
華盛頓之後美國的體製沒有改變，一直到現在，二百多年的輝煌曆程。袁世凱最終的選擇，與其說是個人質量問題，毋寧說是千百年來形成的社會環境催促袁氏踏上專製之途。
聲望如日中天的華盛頓在大功告成之後，竟然自請解甲歸田。他放棄了巨大的權力，交出了大陸會議給他的總司令委任狀，辭去了一切公職，在離職演說中他堅定地對部下說：“你們的總司令將永遠退出曆史舞台”。
功成身退，這在中國的曆史上屢見不鮮，但那都是臣子下屬擔心君上的疑忌，為了保身，不得已而為之的。對於開國領袖華盛頓來說，這種危險根本就不存在，他的這一舉動，給了世人一個驚歎。
但當隨後新成立的美國陷入了混亂，美國中央政府號令不行，國家陷入動蕩，人們為實行什麼樣的國體與政體爭鬥不休，這時許多人開始呼籲華盛頓重新出山，實行君主製，擔任美國國王，實行國家集權來結束混亂。那時世界上的國家，絕大多數都是君主製：英國、俄國、法國、德國、匈牙利、中國、日本。北美大陸的移民，也大都是那些君主國家特別是英國的移民，“君權神授”的觀點在相當多的國民心目中根深蒂固。如果華盛頓此時宣布實行君主製，是不會有多大阻力的。但他對此斷然拒絕，他與富蘭克林、傑斐遜等人一起主持製定了憲法草案，確立美國為聯邦製的民主國家。華盛頓從來沒有把公職看做是自己的私利，他在專製政權遍布世界之時，真正做到了天下為公，以自身的人格和個人的努力，促進了美國民主製度的確立，從這點說，美國人民有了華盛頓，是幸運的。
同樣是開國總統，袁世凱不會也沒有效仿華盛頓，掃清自己身上的封建專製殘餘與民眾身上的封建殘餘，沒有以身許國，讓人民得到幸福。最後竟糊塗到背離曆史的大勢，在世界民主大潮中，他竟最後橫下一條心，像吃錯了藥，準備把皇冠從曆史的垃圾堆中撿出：要當皇帝。
從這點講，中國人是不幸的，在曆史的轉折關頭，遇到了袁世凱，但是後來的孫中山又是如何？他也是要求加入組織的人必須按手印、必須宣誓向他效忠。其實這種不幸在以後的歲月裏還常伴著國人，在我們曆史的許多重大轉折關頭似乎都能看到這種專製者的影子。這些影子們一旦大權在握就再舍不得放棄，一切的法律、政策、國策，都首先從是否有利於維護影子們自身的權力與利益出發，其他的問題與此相比，統統是次要問題、次要矛盾。這種專製思維使得我們一次又一次痛覺：曆史的機遇與我們每每擦肩而過，我們隻有一次次的一聲歎息——吐有血絲的歎息。